第四节 代宗政治（第2/3页）

元载欲建河中为中都，以关辅、河东户税，入奉京师，别练兵，且城原州，以御吐蕃，已见第二节。《旧书·载传》云：自鱼朝恩就诛，志颇盈满，遂抗表请建中都。盖朝恩在，朝局如蜩螗沸羹，事无可为，故朝恩死而亟谋之，此可见其赴机之捷也。《传》又云：四镇、北庭行营节度，寄理泾州。大历八年（773年），蕃戎入邠宁，朝议以为三辅已西，无襟带之固，而泾州散地，不足为守。载尝为西州刺史，西州见第三章第六节。知河西、陇右要害。指画于上前曰：“今国家西境，极于潘原，唐县，在今甘肃平凉县东。吐蕃防戍，在摧沙堢，在今固原县西北。而原州界其间。草肥水甘，旧垒存焉。吐蕃比毁其垣墉，弃之不居。其西则监牧故地，皆有长濠巨堑，重深固。原州虽早霜，黍稷不蓺，而平凉附其东，独耕一县，可以足食。请移京西军戍原州，乘间筑之，贮粟一年。戎人夏牧，多在青海，羽书覆至，已逾月矣。今运筑并作，不二旬可毕。移郭子仪大军居泾，以为根本。分兵守石门、木峡、陇山之关，皆在原州境。北抵于河，皆连山峻岭，寇不可越。稍置鸣沙县、见第四章第四节。安丰军，在灵州西。北带灵武五城，为之形势。然后举陇右之地，以至安西。是谓断西戎之胫，朝廷可安枕矣。”兼图其地形以献。又密使人逾陇山入原州，量井泉，计徒庸，车乘、畚锸之器皆具。此诚当日筹边之至计，惜其为田神功所沮也。而其用第五琦、刘晏以理财，所关尤巨。

唐自安、史乱后，度支艰窘。肃宗即位，恃率贷、税商贾、鬻告身、度牒、征臧物以给用。吐蕃逼，又收奉钱、率户、敛青苗、地头钱以饷军。《新书·食货志》：肃宗即位，遣御史郑叔清等籍江淮、蜀、汉富商右族訾畜，十收其二，谓之率货。诸道亦税商贾以赡军。明年，叔清与宰相裴冕建议：诸道得召人纳钱，给空名告身，授官勋邑号。度道士、僧尼。纳钱百千，赐明经出身。商贾助军者给复。及两京平，又于关辅诸州纳钱度僧尼万人。及吐蕃逼京师，近甸屯兵数万，百官进奉钱，又率户以给军粮。至大历元年（766年），天下苗一亩税钱十五，市轻货给百官手力课，以国用急，不及秋，方苗青即征之，号青苗钱。又有地头钱，每亩二十，通名为青苗钱。又诏上都秋税分二等：上等亩税一斗，下等六升，荒田二升。五年（770年），始定法：夏，上田亩税六升，下田四升。秋，上田亩税五升，下田三升，荒田如故。青苗钱加一倍，而地头钱不在焉。《旧书·酷吏传》：毛若虚，肃宗收两京，除监察御史。审国用不足，上策征剥财货。有润于公者，日有进奉。渐见任用，称旨。每推一人，未鞫，即先收其家赀，以定臧数。不满望，即摊征乡里近亲。是时北方破坏已甚，完富之地，实惟江淮。唐之克平安、史，有江淮以给军实，实为一大原因，唐人所以重张巡、许远之功也。首建此策者为第五琦。琦为贺兰进明录事参军，奏事蜀中，得谒见。奏言：“方今之急在兵，兵之强弱在赋，赋之所出，江淮居多。若假臣职任，使济军须，臣能使赏给之赀，不劳圣虑。”玄宗大喜。即日拜句当江淮租庸使。据《旧书》本传。《新传》以为肃宗所命误。寻加山南等五道度支使。税吴盐、蜀麻、铜冶，市轻货，由江陵、襄阳、上津路转至凤翔。上津路，在湖北郧西县西，通陕西之郇阳。乾元元年（758年），加度支郎中。寻兼中丞，为盐铁使。于是大变盐法，人不益税，而国用以饶。迁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专判度支，领河南等道支度，都句当转运、租庸、盐铁、司农、大府出纳、山南东西、江淮南馆驿等使。几于举全国财计，悉以委之矣。二年（759年），加同平章事。是年十一月，以铸大钱，谷价腾贵，又盗铸争起贬。兵部侍郎吕 代掌度支。上元元年五月，罢，刘晏以户部侍郎充使。二年（761年），建子月，晏坐事免，元载以户部侍郎句当度支、铸钱、盐铁，并兼江淮转运。宝应元年（762年），

同平章事，领使如故。六月，复以晏为户部侍郎，兼京兆尹，充度支、转运、盐铁、铸钱等使。旋兼河南道水陆转运都使。载之于晏，盖实知其才而用之。《旧书·载传》曰：载以度支、转运，职务繁碎，负荷且重，虑伤名，阻大位。素与刘晏相友善，乃悉以钱谷之务委之，荐以自代；未免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矣。广德元年正月，晏以吏部尚书同平章事，领使如故。是岁十月，吐蕃陷京师，代宗幸陕。郭子仪请第五琦为粮料使，兼御史大夫，关内元帅副使。未几，改京兆尹。明年，晏以与程元振交通罢，琦遂专判度支，兼诸道铸钱、盐铁、转运、常平等使，盖倚子仪复起也？三月，复以晏领东都、河南、江淮、山南等道转运、租庸、盐铁使，盖载实左右之？《旧书·晏传》曰：时承兵戈之后，中外艰食。京师米价，斗至一千。禁军乏食，畿县百姓，乃挼穗以供之。晏至江淮，以书遗载，言浚汴水之利，有云：三秦之人，待此而饱；六军之众，待此而强。又云：京师、三辅百姓，惟苦税亩伤多，若使江湖米来，每年三二十万，即可顿减徭赋。又云：东都残毁，百不一存，若米运流通，则饥人皆附。又云：舟车既通，则商贾往来，百货杂集。可见浚汴之计，不惟益上，兼以利民。载主其事于中，故晏遂得行其志。史言自此岁运米数十万石，以济关中。盐法亦益精密。初岁入钱六十万贯，季年逾十倍，而人无厌苦。大历末，通计一岁征赋所入，总一千二百万贯，而盐利且过半。又言晏始以盐利为漕佣，不发丁男，不劳郡县，自古未之有。《旧书·食货志》。案历代空匮之际，取于民者，惟有二途：一曰加赋乃径取之于凡民。一则取之盐铁、征商等。虽亦辗转终归细民，较之径取，终为有间，故其治乱，亦以绝殊。汉武帝之诛求，宁减有明之末，然山东“盗”起，终克平定，而明末“流寇”，遂致不可收拾者？一筦盐铁，榷酒酤，行均输，算舟车，而一加三饷也。唐中叶之取民，实与桑、孔同揆，故安、史乱后，复获延其运祚百五十年。此事实始于第五琦，而成于刘晏。二人皆不愧畜聚之臣，然亦不能不互为起踣，盖唐人党争积习使然，载乃能维持调护而并用之。大历元年正月，分天下财赋、铸钱、常平、转运、盐铁置二使：东都畿内、河南、淮南、江东西、湖南、荆南、山南东道，晏领之；京畿、关内、河东、剑南、山南西道，琦领之。《旧书·食货志》。盖地广事繁，专掌或虞丛脞，分职则益见精专，此实理财之良策，然非载能兼容并苞，亦不能建是制也。夫岂有异术哉？载亦长于理财，乃不自用而用人，其休休有容之度，固有以致之也。而猥曰惮事繁责重，虑伤名阻位哉？五年（770年），鱼朝恩败，琦坐累贬外，载兼判度支。敕言庶政宜归尚书。自王室多难，征求调发，率于权便裁之，新书从事，且救当时之急，殊非致理之道。今外虞既平，将明画一之法。魏、晋有度支尚书，校计军国之用，国朝但以郎官署领，办集有余。时艰之后，方立使额，参佐既众，簿书转烦，终无弘益，又失事体。其度支使及关内、河东、山南西道、剑南、西川转运、常平、盐铁等使宜停。于是悉以度支之务，归于宰相。此尤得塞利孔使归于一之道。然明年，复以韩滉为户部侍郎，判度支，盖积重之势难遽返也。《新书·滉传》云：自至德军兴，所在赋税无艺，帑司给输乾隐。滉检制吏下，及四方输将，犯者痛绳以法。会岁数稔，兵革少息，故储积谷帛稍丰实。滉为人无足取，见第七章第四、第六节。在是时固能臣也。载可谓能用人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