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膜第九（第3/3页）

真纳不喜欢与群众在一起，他厌恶肮脏的环境和炎热的天气。甘地外出旅行时，常常乘坐三等车厢；真纳则喜欢乘坐头等车厢，远远离开那些出身低微的人。甘地崇尚简朴，生活清苦；真纳则酷爱豪华，讲究排场。每当真纳到印度各地巡视时，他喜欢组织隆重仪仗，以全身披金挂银的大象为前导，军乐队高奏“保佑吾皇”的乐曲。他喜欢说：“这是市井细民熟悉的唯一乐曲。”

在听了戴高乐重新执政的条件后，国民议长安德烈·勒·特罗奎尔对他大声说：“所有这些都是违反宪法的，从阿尔及利亚事件以后，我就对你了如指掌了。你有的是独裁者的灵魂，你太喜欢个人的权力了！”戴高乐严厉地回答道：“正是我挽救了共和国，特罗奎尔先生。”

盛田昭夫征服了世界，却没能征服儿子。盛田家族的嫡传长子秀夫说，他父亲始终都是一个技艺高超的演员：“他必须‘表演’，他不得不扮演日本最受世界理解的企业家。他不得不这样表演，直到他中风为止。他竭尽全力地工作和学习，为的是扮演好这个角色。对此我敬佩不已。但那从来不是真的。他永远不可能演好任何一个角色，包括为人之夫，为人之父！”

一度是斯大林接班人的卡冈诺维奇在晚年被开除党籍，成了一个默默无闻的老人。当他知道女演员阿丽莎·库娜被政府打压后仍有许多朋友陪伴时，若有所思：“你们的世界和我们的世界确有天壤之别。”

艾萨克·阿西莫夫的幽默感与风流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一些女人认为他举止下流，但他自视对女人的非礼不过是些无伤大雅的玩笑。在一次聚会上，他在一位朋友之妻的屁股上拧了一把，结果却惹得这位女士大发雷霆。“天哪，阿西莫夫，”她生气地嚷道，“你怎么总是这样？真的非常痛。难道你不知道这非常下流吗？”

1972年的慕尼黑奥运会期间，发生了多名以色列运动员被恐怖分子杀害的严重政治恐怖事件，史称“慕尼黑惨案”。在为运动员举行的国葬上，梅厄夫人没有参加。三天后，她在万众瞩目中露面，代表以色列宣布：“既然世界已经遗弃了犹太人，犹太人就可以遗弃这个世界。”

在博尔赫斯心中，“祖国”的概念是模糊不清乃至荒诞无意义的。在他看来，世界原本没有国界的划分，没有民族的隔阂，所有的人都和平相处。据说博尔赫斯曾在街头碰到一个青年诗人。诗人激动地将他的处女作送给博尔赫斯。罹患眼疾的博尔赫斯问他，这本诗集叫什么名字。青年诗人骄傲地说：“《祖国在我心中》！”博尔赫斯摇头叹息说：“朋友，这可真令人不适啊。”

谢瓦尔德纳泽首次到华盛顿与美国国务卿舒尔茨会谈。会议顺利结束，大家打算散去时，谢瓦尔德纳泽恭维了几句舒尔茨是经验丰富的外交官的客气话，美国人高兴地摊开了双手。这时，谢瓦尔德纳泽又补充了一句：“在你们一方，舒尔茨先生，有经验；而在我们一方，有真理。”

1993年，亨廷顿说：“在过去，非西方社会的精英是参与西方社会最多的人。他们在牛津大学、巴黎大学索邦神学院或是英国陆军军官学校桑德赫斯特接受了教育，并且吸收了西方社会的生活态度及价值观。而其普通民众却深深地沉浸在传统文化之中。但在今天，这种关系正在逆转。很多非西方化国家出现了一大批强调‘去西方化以及本土化’的精英，而西方尤其是美国特色的文化、风格和生活习惯在其普通群众当中变得越来越流行。”

有人悲悯地问霍金：“卢伽雷病已将你永远固定在轮椅上，你不认为命运让你失去太多了吗？”霍金用还能活动的手指，艰难地叩击键盘，于是，宽大的投影屏上缓慢然而醒目地显示出如下一段文字：“我的手指还能活动，我的大脑还能思维，我有终生追求的理想，有我爱和爱我的亲人和朋友；对了，我还有一颗感恩的心……”

小布什出访加拿大时，有人为了试探他对加拿大的了解，故意问他：“布什先生，加拿大总理‘吉恩·普坦’已发表声明支持你，请问你对此有何表示？”布什兴高采烈地回答：“我很感谢普坦总理的强力声明，他了解我对自由贸易的信念。”而加拿大当时在任总理的名字是吉恩·克雷蒂安。

格林斯潘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时，花了不少时间努力回避问题，因为担心自己说话过于直白。最后，他终于学会了“美联储的语言”，学会了含糊其辞。他的名言是：如果你觉得听懂了我说的话，那你一定是误解了我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