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魂牵巴勒斯坦

国家各有特性，正如人各有异。国家对人的情感所产生的作用可谓大相径庭。有些国家能让你发迹致富，却丝毫没有博得你的喜爱之情。你可能在某个这样的国家中努力工作赚钱度日，然而一旦等到你可以退休的时候，你将挣得的收入悉数带走，去往更合乎心意的地方，全然不会对这片为你付出甚多的庸常土地怀有一丝留恋。还有一些国家，并不供你花天酒地，却彻底地俘获了你的心，以至于你一到世上其他地方，就感觉自己背井离乡流落在外。你可能出于经济压力被迫离开心爱的故土，或者迫于军事武力被驱逐而去，但你永远也不会甘心就此与之分离。在流放之地，你的感情和思维，你的生活和工作，都将会受到一股最重要的激情支配：那就是下定决心，要尽早再次踏上回乡的道路。为了保险起见，以防自己万一没能达成这项心愿，你会向你的儿女灌输那些灼烧于你胸中的情感，会责令他们再继续灌输到他们的儿女身上，以期你收复故地的心志能够薪火不灭、代代相传，从遭受流放之痛的这代人一直传到从未见过那心爱故园的后世人。由强烈冲动驱使之下的传统所塑造出的爱国忠诚，比起故土和切身生活其中的子孙之间那最初的纽带，似乎还要来得更加强烈。

这样缚于魔咒之中的国家自然并不多见。在欧洲国家当中，论及产生此等催眠作用方面，大概就属波兰和爱尔兰最近似于巴勒斯坦了。毫无疑问，纵使是最为迷人的祖国，也照样会有一些人无动于衷。譬如已经成为美利坚合众国公民的爱尔兰人、波兰人或者犹太人，还表现出要亲身回归祖先故里的愿望的，这样的人少之又少；原先的以色列人也不可能感受到多么强烈的巴勒斯坦之咒，否则他们也不会变成那“失散的”十个支派(1)了。我们知道，近年来到巴勒斯坦的定居者如今自称为以色列人，他们不是历史上的以色列王国的后裔，而是历史上犹大王国的后裔(2)。自八九千年前文明在杰里科(3)发端以降，在巴勒斯坦来来去去的民族中，犹大王国的子孙迄今为止一直都是巴勒斯坦之咒最典型的受害者。

就历史角度而言，身为犹太人意味着追本溯源，是以血统或者领养方式传承自公元前6世纪为巴比伦帝国缔造者尼布甲尼撒所消灭的位于巴勒斯坦的小小犹大王国的子民。但人可以扩大“犹太人”一词的含义范畴，表示巴勒斯坦任何地区内任何先前居住于斯的人，或者任何先前居住者的后裔，只是他们失去了巴勒斯坦家园却又不愿听命于此。假如我们同意赋予“犹太人”一词这么一层心理含义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如今“犹太人”这一角色在我们眼前转手易主了。曾经是“犹太人”的那些人，自从接二连三遭到尼布甲尼撒于公元前587年、提图斯(4)于公元70年和哈德良(5)于公元135年的流放以来，如今已不再是犹太人了。而与此同时，由于被驱逐流放离开故土的经历再次上演，新的一批犹太人又产生了。

由此已经可以预见，不管是巴勒斯坦地区的现代以色列人，还是西方世界各国境内历史犹太人的现代“流散者”，都将会随着巴勒斯坦土地上建立起的以色利国家而逐渐去犹太化。从心理角度上来说，犹太人是先前的巴勒斯坦人，或者是巴勒斯坦人的后裔，他们决心回到巴勒斯坦，但仍无法回去；而如今的以色列人或者如今的“流散者”都不符合这一定义。以色列人之所以不符合，是因为他们已经把回归故土的希望转变为现实成就；流散在外的犹太人则是因为他们已经决定不回来，反正都能在他们能力范围内取得传统的犹太人的目标了。通过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为他们自己获得一片地方领土，当代的以色列人已经把他们自己从犹太人转变成了非犹太人。如果今日以色列得以立足生存，那么无非将是让世界上百余个目光狭隘的国家又多出一个：新的丹麦或者尼加拉瓜，或者新西兰，或者柬埔寨。倘若“海外犹太人”得以发展生存，其成员将会成为信奉犹太教的美国、法国、英国或者荷兰各国的公民，这么一来和传统意义上的犹太人可大不相同。如果一个人在背诵着每年的虔诚希望“明年耶路撒冷见”(6)时，心里却并不当真，那他怎么能在心理上保持作为犹太人呢？现今身处西方的任何一个犹太人，只要他想回巴勒斯坦，随时都可以回去。要是他自己负担不起路费，还可以得到资助。既然大门终于敞开了，他却决定不回去，他就和以色列人的做法异曲同工了：他在放弃作为犹太人，正在把自己变成非犹太人。

与此同时，失去巴勒斯坦家园的典型经历，又在90万巴勒斯坦的阿拉伯难民中创造出了新的一类犹太人。当你问他们：“你们有什么呼吁和期待？”得到的回答是：“公正。我们已经被非法剥夺了家园、土地和财产，我们在世上唯一能接受就是复国。”复国？从伯利恒附近的拜特萨法费村未陷落的部分看出去，越过带刺的铁丝网，眺望另一边那片沦丧的土地，复国似乎不切实际。这些法律上依然算是村民财产的昔日田地和果园，如今仿佛远在地球的另一端，与它们的合法所有人之间相隔着整个地球直径的距离。被侵占的土地现在密密匝匝，布满的不是大麦、或葡萄藤、或橄榄树，而是以色列人起居的住宅房屋，给人留下的印象好像火星人入侵我们地球了。从势不可挡的强权手中收复失地？来自巴勒斯坦以外、个人没有受到巴勒斯坦之咒影响的旁观者，假如他在基督教纪元的第二个世纪凝视爱利亚加比多连之际，恐怕也曾以怀疑的态度提出过同样的问题。爱利亚加比多连是哈德良的非犹太城市，由一支罗马军团驻防，供奉异教众神，就建立在——俨然一片面目可憎的废墟——大卫王和所罗门王的圣城耶路撒冷的原址之上。“犹太人确实脱离巴比伦之囚回到故土，但罗马帝国对犹太人这一番斩草除根的行动则无可挽回了，”公元2世纪的观察者可能这么评论道。然而，当哈德良在巴勒斯坦“最终”灭绝犹太人过去了一千八百年之后，哈德良所镇压的犹太人那些孜孜不倦的后裔再次在巴勒斯坦建立起一个犹太国家。十字军征服巴勒斯坦以后区区九十年，穆斯林就又赢回了倍受争议的圣地；因此目前巴勒斯坦的阿拉伯流亡者迄今为止等待了的九年又算什么呢？我观察难民中那些女学生的脸庞，她们唱着表明归还决心、拒绝放弃权益的歌曲，此时我正在见证新一类犹太人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