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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会议提出“避战”的结论，光绪帝大为不满。他的近侍泄露说，年轻的皇帝要处分北洋。

然而，在这严峻时局下，除了李鸿章，还有谁能处理问题呢？皇帝虽然是个主战论者，但如果没有李鸿章，恐怕连一个士兵也指挥不动。

处罚李鸿章之类的话不过是说说而已。光绪帝自以为断了奶，其实，没有西太后的谅解，他能处分得了李鸿章吗？

礼部侍郎志锐上书弹劾李鸿章和总理衙门诸大臣，是在阴历六月十五日（阳历7月17日），也就是得出避战结论的会议的次日。在东京，这时正召开大本营御前会议。

志锐言辞严厉，颇有可取之处。他责备李鸿章等人过分依赖外国的介入，说：

事起之初，则赖俄使；俄使未成，复望英使。英使不能，又将易谁？

志锐不愧为谏臣，虽然上书弹劾，却并未提出处分李鸿章的不现实的主张。他主张，命令李鸿章调兵遣将，尽速进发，赶上时机。

本不愿打仗的李鸿章也感到“事已至此”，只有下定决心，制订动员计划，向英国订购快速船只了。然而，北京的政敌又依据避战方针，束缚他的行动。

关于此事，陆奥宗光在《蹇蹇录》中做了如下评论：

李鸿章是惹起此次朝鲜问题及日清纠纷的罪魁祸首、主谋者。一切应归罪于他一身，自不待言。然而，在此时局发展中，特别在国运生死迫近眼前之际，北京政府徒逞党派之争，加以如同儿戏之谴责，不仅使他无法充分执行其策略，而且，免不了要承担所有责任。这当然是李鸿章的不幸，同时也是清政府自戕其国。

这段评语颇中肯。

7月18日，李鸿章电请总理衙门批准袁世凯归国，由唐绍仪继任。

当天，袁世凯接到“着即归国”的电报。当夜，他与唐绍仪二人静静地交杯换盏。

“只剩下我和你两人了！”袁世凯把酒杯端到唇边，似乎不是对唐绍仪而是对杯中的绍兴酒窃窃私语。

“是啊……”唐绍仪也不看对方一眼，仰视天棚答道。

公署的杂役如今全都跑光了。

“人都势利眼！”

“是些普通人嘛。”

“时过境迁，就像陌生人一样。”

“不论朝鲜还是中国，都一样。”

“兴旺时门庭若市。”

“现在是门可罗雀了。”

“我们完全被包围了！”

“是吗？”

“简直被包围了好几层，只是你不知道！”袁世凯说道。

袁世凯认为，这个清政府代表的办事处已经被日本的侦探和喽啰们严密地包围了。唐绍仪却不大相信，朝窗外张望了一会儿，不见什么人影。不过，汉城已开进许多日军，随处可见。偶尔有一队士兵迈着整齐的步伐走过来，似乎是执行公事，路过这里。

“你太多疑了。”唐绍仪说道，他差一点儿说出“神经质”这个词，但话到嘴边，到底没说出口。

“不，是你过于乐观了……不光是日本人，东学党那伙人也在窥视着我……明天，我怎么从这儿逃脱呢？”

袁世凯的敌人不只是日本人，他也曾帮助镇压过东学党，是东学党的仇人。

“总端着那杯酒干什么？喝下去呀！”唐绍仪笑着说道。

袁世凯端着酒杯，凑到唇边，好半天也没喝一口，被唐绍仪提醒，他苦笑着一口喝干，露出苦涩的表情。

袁世凯发给李鸿章的最后一次电报，开头说：

凯等在汉，日围月余，视华仇甚。赖有二三员勉可办公，今均逃。

据《容庵弟子记》记载，日军架起巨炮，炮口指向袁世凯的行署。这部著作是袁世凯的门生写的，把他写得十分优秀、十分辛劳，恐怕是不可信的。其中还说由于李鸿章和叶志超不听袁世凯的计策，所以失败了。总之，这一时期，袁世凯多少有点儿神经质了。

“必须换装逃走……换什么装束呢？”袁世凯独自喃喃地说道。

“装扮个老头！”唐绍仪从旁提议，“这个国家最尊重老年人。要弯下腰来，把腰弯下，光弯腰就行了。”

袁世凯是少白头，所以唐绍仪有意这么说。

袁世凯感到生命有危险，试图逃脱，竟把唐绍仪甩在一旁不管。唐绍仪想问问他：你把我这条命怎么处置呢？不过，他比袁世凯乐观得多，因为汉城有外交团。

比起袁世凯来，哥伦比亚大学出身的唐绍仪同各国外交官交往密切，一旦有事，他们肯定会伸手救助的。

唐绍仪同大鸟圭介交谈过数次，觉得大鸟对国际公法的理解很透彻。

“老头？……对，老头……是了，有根拐杖，拄着拐杖走……”袁世凯自言自语的毛病近来更明显了。

7月19日，袁世凯拄着拐杖，装成老头，逃出汉城，奔向仁川。

“十年！”他摸到仁川，登上停泊在那里的军舰“平远号”，又喃喃自语。

他在朝鲜已经生活了十多年。

“再也不会回来了……”他环视周围，说道。简直是仓皇逃窜，居然没有同牙山驻军的首领联系一下。

率领两千士兵驻扎在牙山的叶志超这时候接到一个命令：由海路移驻平壤。

汉城有八千多名日军，牙山的两千清军显得很孤单，而且只有八门大炮。按照李鸿章的作战计划，把清军集中到平壤，与汉城的日军对峙。

李鸿章向北京提出的作战计划是让盛军六千人和奉军四千人，计一万人，集结平壤；再加上牙山叶志超军两千人移驻平壤，以及马玉昆的毅军两千人驻扎义州，这样，一万四千人集合在平壤附近，以对付不足一万的汉城日军。可是，事实上，日本的大岛旅团八千人已驻扎汉城，而平壤还没有一名清兵。

离平壤最近的叶志超拒绝了本国的调动命令，回电报说：“从海路转移大军已十分危险，不如原地驻留牙山，有利于切断釜山同汉城的日军的联系。因此，望派增援部队。”

这封电报于7月18日送到李鸿章的手上。

战时，当地的司令官最了解情况，所以有权拒绝上头的命令。

李鸿章忙得不可开交，刚安排好袁世凯归国的事，又命令驻守天津近郊的军队挑选两千三百名官兵，增援牙山。

增援部队分成两路。先发的第一路是一千三百人，分乘两艘商船，于7月21日从大沽港出发。两艘轮船都是向英国的怡和洋行包租的，一艘是“爱仁号”，一艘是“飞鲸号”。

第一路援军开拔那天，袁世凯所乘的“平远号”抵达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