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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以为我们小民那么容易就被修理成道学家的门徒，那就大错特错了。在那个禁欲的年代，人们的神经变得格外敏感，从刨白薯、打土坯到样板戏、讲用会，人们把双关联想运用得让中书君都要佩服。仅那个“淫”字就很能刺激想象（鄙同事說起时往往发出重音，一席话间，“硬”“硬”不止），从而不断地发挥、开掘，往往把一顿忆苦饭最后弄成八荤八素的大宴。先是有人低头吃吃窃笑，继而有人应和，于是渐渐把正题引入邪道，讨论便活泼起来，教育局的领导驾临到此，也只不过笑骂一句“操蛋鬼”以表示自己既不苟和也不禁止的立场，但心中也可能很是为自己的调控本领感到得意。在这时女同志往往有不必发言的特权，就是红着脸跑掉顺便溜走逛大街也没有人追究的。现在想起，四人帮一伙真是蠢蛋，蠢就蠢在真的以为普天下都让他们弄得舆论一律、思想一统，人人都成了机器人一号，岂不知人的天性和良知一样，都是不大容易被泯灭干净的。

于是继续发展，而更有一种冥簿叫“出恭看书之簿”，即凡有“三上”之癖者都要入册，大约是由专门在厕所蹲点的特务逐笔记下，最后阴司按其“厕筹”，夺其寿算。梁恭辰《北东园笔录初编》卷一“佘秋室学士”条云：

王取生死簿阅之，顾判官曰：“彼阳寿尚未终，何以勾至？”判官曰：“此人出恭看书，已夺其寿算矣。”王命取簿，则一册厚寸许，签书“出恭看书”四大字。[2]

看到此处，不禁骇然，我虽然只有一上之癖，却偏偏正是厕上！但窃思所以未提前被阎王接见之故，大约是因为如厕时从来不捧读圣贤之书，即是报纸也只看二手房广告的缘故吧。圣贤之书绝对不能入厕，这一点就是愚鲁小民也无须耳提即可明了。常见办公室同事惶惶然地在书堆中乱翻，那如果不是上级抽查，必是内急相催，此时你试着递上一本圣贤书，百分之百是要遭到峻拒的。而按诸葛恪鸡屎与鸡蛋“所出同耳”之例，那些只应在讲坛上宣示的心得肺得、高头讲章，自然也是不能入厕的。

不但古代，即是在我们“手不离红宝书”的年代，如厕时也遇到同类问题。曾见有一手高举另一手方便者，那动作虽然难度不大，却极难持久，绝非一般大众所能效仿，弄不好就一失手成千古恨。既然难乎为继，也就成了异类，而此人一入厕就高举，弄得正在方便之人忙手忙脚地紧跟，显然有诱人蹈入死地之嫌，于是便有人声而讨之，揭露此人意在让人把红宝书投于粪坑。好在他根红苗正，虽然其心叵测，但其情“朴素”，也就不了了之，可是这创举便也随之湮没。后来曾串联至南方一地，见街道上的公厕之外置一木桌，上铺红布，并有红纸提示，意谓供如厕者暂奉宝书于此。这设想的周到体贴极让人感动，可惜当时一些人不能稍忍忠爱之情，顺手牵走或以次换好的现象甚多，卒使善政未能“克终允德”，良可叹也。

但如厕总还是应该找些事来做的。古人言“贱人”四相，即“饭迟屙屎疾，睡易着衣难”，要想做贵人，至少也要在恭桶上消磨十几分钟才行。在那里无所事事是不合“禹惜寸阴”的古训的，所以你可以在那里“三省吾身”，也可以“养浩然之气”；及至渐渐做成贵人，自然就会明白，运筹帷幄，盘算着整人斗人，真是没有比恭桶之上更好的地方了。《汉书·汲黯传》中说，大将军卫青侍中，汉武帝“踞厕视之”，而对鲠直到不近人情的汲黯，只要自己衣冠略有不整都不肯接见。史家以此来证明武帝对汲黯的敬重，其实是大谬不然的。对曲学阿世的丞相公孙弘可以提着裤子出来接见，说明武帝对他的关系要比对汲黯亲近。而身为内朝领袖，卫青能荣膺为入厕之宾，一边翊赞猷谋，一边替万岁爷擦屁股，那才真正是“密勿大臣”的待遇。

有句话道是“为领导做一百件好事，不如与领导合伙干一件坏事”，不知这话是不是从汉朝那时传下来的，但明代肯定是已经有了。顾亭林曾引“时人之语”道：“媚其君者，将顺于朝廷之上，不若逢迎于燕退之时。”而更早一些，朱熹在宋孝宗时也曾上言：“士大夫之进见有时，而近习之从容无间。士大夫之礼貌既庄而难亲，其议论又苦而难入；近习便辟侧媚之态，既足以蛊心志，其胥吏狡狯之术，又足以眩聪明，恐陛下未及施驾驭之策，而先已堕其数中矣。”说的正是同一道理。

而“燕退”之私当然也有层次之别。想必古代官场上自有一些“一般人就不告诉你”的秘诀，那向上进步的层次，在升堂、入室之后，倘若顶头的不是武则天而有上床之幸，那最高级的就只能是陪厕了吧。话扯得远了些，又未加考证，所以本人并不敢断言恭桶就是皇权政治中心的中心，但某些最高决策往往出于茅厕，却也是不能遽然否定的吧。

二〇〇八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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