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为人难哉（第2/2页）

曹髦说这还用想吗？“圣人传天道于君，君乃制国法于时，法若不合圣人之言，乃当权也。若法刻细，不通情理，则与秦政何异？”

是勋说那就是喽——“三族之诛，周礼所无，肇始于秦，为商鞅设连坐之法，一人触律，家族亲戚不告者，同罪。是以苗、志之罪，在未能发其亲过，并出告也。然且不论彼尚年幼，未识善恶，即成年矣，子云：‘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若即刑之，是违圣人之言，且示天下，孝乃当死，不孝或可全身也，不亦谬欤？”

《论语》中有记载，叶公曾经对孔子说：“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我的家乡有个人很正直，他老爹偷了羊，他出面指证了老爹。然而孔子却回答说：“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我家乡的所谓正直，与你们不同，要父亲帮助儿子遮掩过错，儿子帮助父亲遮掩过错，这才叫做正直哪。

所以是勋说了，如今曹苗、曹志之罪，是因为没有告发老爹曹植，所以按照夷三族之罪，他们也都逃不了。可是先不说这俩孩子年纪都小，压根儿不懂得好赖，就算他们已经成年了，若从圣人之言，就该为父亲隐瞒罪过啊。那么人生在世，究竟应该听从圣人的教诲呢？还是应该遵从法律的约束？当法律和孝道产生冲突的时候，应当何去何从？

其实是勋挺不赞成孔子那番话的，中国古代几千年来一直缺乏法制传统、法律精神，都是由儒家这种“情大于法”的思想泛滥所造成的。当然不能否认，孔子有其时代局限性，他那会儿一心恢复周代贵族社会，用礼来约束贵族，用法来制约“小人”，当然不愿意法制渗透入社会各阶层，进而判断所有案件。法家就当这种话是放屁，可是冷冰冰的秦法完全不考虑案件实情，只知道机械执行，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同样令人齿冷。

汉因秦法，只是删其繁琐罢了，基本上还是秦朝那一套。其后儒家上台，把更多的人情带入了司法过程，但并没有据此彻底修订法律法规，所以董仲舒才有“春秋断狱”——以儒家礼教为指导思想，在具体案例上乃可以推翻机械的法律条文。

是勋的灵魂来自后世，法律观念比这年月绝大多数儒生都要鲜明，本不愿以情坏法——即便那是恶法，也应当先尝试修改，而不是直接加以破坏——但他更受不了一人犯罪、亲戚连坐那一套。活生生的人命就摆在面前，几个孩子有多大罪过，竟要受连累而死？

正因如此，他才捏着鼻子白扯一段自己都不怎么相信的话，刻意要为曹苗等人脱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