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倭使入觐

曹操在世时，即为先祖曹参立庙，称“始祖”，上其父曹嵩庙号为“太祖”，谥称“简皇帝”——谥法云：“一德不懈为简。”曹髦继位，安葬曹操，群臣奏上，请立“高祖庙”，谥号为“武”——谥法云：“克定祸乱为武。”又云：“刚强直理为武。”听上去比曹嵩的谥号要靠谱多了。

至于曹操的祖父曹腾，因为是宦官的缘故，乃未建庙立谥。

是勋在曹操的葬礼上，遇见了柱国夏侯惇，面色蜡黄，病恹恹的，被搀扶着列于群臣队中。其实夏侯元让有一半儿是装的，他确实宿疾难瘳，但根本到不了无法理事，连走路都要人扶的地步。故此葬礼毕，二人并车而行，是勋就凑过去低声问他：“元让何所虑耶？”你装病不出来管事儿，究竟在担心些什么呢？

夏侯惇淡淡地回答道：“近日读马伏波传，因惜台上无名也。”

马伏波就是马援，自西州起家，后归汉光武，功勋卓著。不过这家伙的结局不是很好，二征岭南，中疫而死，但在他死前就受到耿舒等人诬陷，导致光武帝收其新息侯印绶，家人竟不敢厚葬。后来明帝继位，造云台，张挂二十八功臣画像，偏偏就缺了马援，东平王刘苍问之，明帝笑而不语。

后人揣测，那是因为马援之女为明帝皇后，为避椒房之嫌，故不得列位“云台二十八将”耳。要说夏侯元让也是只多产兔子，共生九子四女，曹操在世时即指定其幼女为皇孙曹髦之妻——虽然差着辈分呢，但当时人还真不在乎这个。虽说曹髦未冠，还不到大婚的时候，但这桩婚姻就理论上而言，终究是不会落空的。

所以夏侯惇的意思，我将来要做皇帝的老丈人，为恐外戚用权的嫌疑，干脆还是借病早早退休为好。

是勋不禁叹道：“何必如此。”夏侯惇笑道：“若天子不召宏辅归，吾或鞭打朽骨，以柱朝廷。今宏辅既归，吾尚何忧耶？”是勋代表了以诸曹夏侯为首的开国功臣的利益，有他掌控朝政，功臣们自可无虞，所以夏侯惇也就放心地回家安享晚年啦。

曹操下葬半月有几，天子颁诏，大命勋职，朝中比二千石以上，七成都授予了散官称号。辅政五大臣当中，曹德进位太宰，王郎为太傅，华歆为太尉；曹仁、曹洪旧即位列至高武勋，且柱国夏侯惇还没有挂，也不好顶了他的位子，故此未升。

随即以辅政事冗为名，罢华歆尚书令，易之以老臣钟繇。然而既为辅政大臣，便命曹德等三日一至中书，参与群相会议——等于把宰相从六人增加到了九人。桓范提醒是勋：“此天子欲分主公之权也。”是勋不以为意地笑一笑：“即王景兴、华子鱼辈，安能制吾？”至于“小透明”曹德，那就更加没往心里去啦。

邢颙尚在蜀地未归，亦得朝议大夫衔。曹髦下旨，以邢秘书淹迟故，乃拔崔琰为秘书监。桓范又去警告是勋：“天子重崔季珪，以制主公明矣。”是勋说若因此就能使天子对朝局彻底放心，以为我不足以动摇他的权柄，那也没啥不可以啊。便即引用孔子的话：“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就理论上而言，曹髦这些决策都需经中书审核、颁诏，是勋若是不同意，小皇帝啥都干不了。但是勋觉得事情不大，没必要跟皇帝顶牛——权力这东西，有如利刃，常揣怀中，才能震慑肖小，要是见天儿拿在手里比划，人反倒不怕了。而且若是凡天子之旨皆驳，大有擅权之嫌，未免罹人之讥——好钢用在刀刃上，同理，否决权要用在大事上。

又数日，秦朗领着倭使进了京。

魏延率领水师探索和沟通了从北九州直航广陵的海道，秦朗一行是在盐渎附近登的岸，本来早就应当抵达洛阳了。然而才走到半道上，便遭逢关东乱起，朝命使其暂时止步，以避贼锋。一直等到曹洪进抵梁、沛，这才派了一支兵马护送他们继续上路，直取洛阳。

倭地二十三国的使者，七成来自九州岛，其余的来自本州岛——据秦朗说，四国岛上都是些野蛮落后的小部落，难以称国。倭使进京，觐见天子，曹髦大喜，甚觉荣耀，于是诏下群臣，使议召见之礼，以及酬赏事宜。

崔琰先为曹髦制礼，拉拉杂杂一大套，搞得无比繁复，当然也就因此无比热闹。天子以问百僚，绝大多数人直接就给否了：“礼为安政服远，重实而忌虚，昔武皇帝即削汉礼，以简为要，陛下而以背道而行？”礼部尚书刘廙拿出一套简化版本，重点就在省钱，曹髦无奈之下，只得应允。

至于酬赏事，刘廙出班奏道：“可从西域诸国例，封以王号。”是勋忙道：“不可。”他说了，西域诸国旧有王号，汉代也是那么封的，所以咱们不能去给他们挫一级，改封公侯，然而事实上——“吕奉先王于西域，统合各国，则车师、焉耆、鄯善等名为王，实非王也……”这些国家虽然户口不蕃，但地方广大，起码也相当于中原地区的一个中等郡，可是小小的倭地就有二十三国——“即大者如邪马台，亦不过大县耳，安可为王？爵不可轻颁，轻颁则贱。”

刘廙说那这样，可封邪马台女王为王，余者皆侯。然而是勋还是反对，说：“邪马台雄于筑紫（九州岛），俨然有并吞诸邦之心，若使王之，乃更跋扈，非中国之福也。若侯俱侯，不可有异。”

刘廙说偏远海岛上一个小蛮邦，就算把整个倭地都统一了，又能有多大力量，怎么就“非中国之福”了？“令公所言，廙不敢苟同也。”

是勋时为中书令，这个职位肇设于西汉武帝朝，原本以士大夫掌内廷事务，称尚书令，以宦官掌内廷事务，则称为中书令。汉元帝时中书令石显用事，权势竟在丞相之上。对于尚书令、中书令这种职务，因其权重，向来朝臣多尊称为“令君”——比方说著名的荀令君荀彧。可是当初荀彧虽然等同于汉相，就算在曹操集团中也位列第二，终究尚书令论品秩并不怎么高；如今的是勋可不同，那是名正言顺的首相啊，且又受封郡公，所以大家伙儿干脆就生造出一个新词儿来，尊称他为“令公”。

其实在原本的历史上，自魏文帝起，即以士人担任中书令，执掌机要，权势日重，逮南北朝时，竟成为朝臣中最清华贵重者，比方说谢安即在东晋为中书令。再如高允在北魏为中书令，文成帝拓拔濬竟不名之，而尊称为“令公”——也就是说二百多年以后才出现的这种称呼。唐代最有名的“令公”当然是郭子仪郭令公啦——不过这个时候多以尚书、中书两省次官同平章事为宰相，令则多授藩镇，其实不预政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