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九十六章 黄宗羲就书生一个……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田制三》里说到了这个“积累难返”之害，大意是三代的时候，只有贡、助、彻，也就是按田亩收实物税，到了魏晋，变为租和调，租是按田亩收粮食，调是按户收布帛，而到了唐时，又多出来庸，按人头收布帛或丝麻，赋税的租庸调体系成型。
唐时两税法改革，将庸和调并入到租里（这是早一轮“摊丁入亩”），而宋时不理会庸和调已经并入租里的历史，又开始收丁身钱米。
到了明时，一条鞭法将徭役摊银，并于田税，这也是第二轮摊丁入亩。但实际地方上有很多力差杂役没有免掉，比如最重要的里甲十年一轮。而后万历加新饷、练饷，并入旧之两税，也让后人忘了这两饷，只当正税就是增加后的数字。
从这里就看出一个规律，朝廷收税，先只按田收，后来扩展到户，再到人。然后进行赋税改革，三项税收汇总到田亩上，由田亩摊分，当然总数是绝不会少的。这一轮稳定后，又开始将税收扩展到人户身上。之后再进行赋税改革，重复将税收根基按回到田地上，当然，转了这一圈，总数自然比前一次更多，每转一圈，民人的负担就重上一层。
“梨州先生大才，这积累难返之症是看出来了，但他对此症的诊治之策，却是肤浅。”
在原本的历史里，薛雪是与叶天士齐名的神医，他跟徐灵胎一样，都是因亲人得病而半路成医的。在李肆搅乱历史之后，这个极聪明极有才气的年轻人，也跟徐灵胎一样，在英慈院被“蛊惑”，投到段宏时门下学天主道。
虽然时日尚短，但掌握了段宏时以真剖史的方法，学通了被段宏时丰满过的《天演资本论》，薛雪的政论之学已经小成，可说是小得段宏时李肆的衣钵。他的专长领域接近于李肆前世之“政治经济学”，在白城书院任这太平楼的楼主，以解决实际问题的眼光来剖析历史，所讲内容被学生们视为“帝王之术”，每次开课，整个书院大半学生都会跑来听。
“秦何以一统六国”、“华夏从封建到郡县的转变”、“西域于华夏之要义”、“前明帝王成败”、“钱法三千年”、“丞相内阁之衍”、“州县兵政变迁”，一听这些题目，那都是以前帝王才可听到的治政密学，再隐秘不过的帝王之术，薛雪却是堂而皇之地在白城书院开讲。虽然内容还不怎么深入，观点也不成体系，但以实为基，以明得失为目的，听得学生们大呼过瘾，一个劲地庆幸自己没有学其他人跑掉。这般内容，换在北面的朝廷，甚至之前历代朝廷，都不会明以示人。
似乎是受了段宏时的提点，或者是感受到了新立英朝也正处于抉择路口，年前薛雪就将研究重点转到了更为实际的赋税制度上，他今日所论，也有不少是从段宏时那搬运过来的，而段宏时的东西，自然也有不少是李肆的贡献。
今日借黄宗羲之论说到赋税，学生们早有心理准备，却不想等来的是薛雪竟说黄宗羲对这积累难返之症开出的药方肤浅？
“狂妄！”
史贻直恼怒不已，下意识地就想起身驳斥，却被汤右曾拉住了。
“听他说下去嘛……”
汤右曾话里也压着火气，黄宗羲是谁？承明续清的文山泰斗！虽然不仕本朝，以前明遗民自居，但“黄门弟子多时贵”，更是满清汉臣所敬仰的学问大家。明亡之后，黄宗羲对清廷还算恭顺，甚至还在修《明史》等事上诸多配合，清廷也未刻意贬损他。听到薛雪如此不恭，两人都很是着恼。
“梨州先生认为此积累难返之症的根结在二，一是君王朝廷无怜恤之心，欲壑难填，二是以钱以银为税，所税非所出。梨州先生认为，解此症结，一是以所产为所税，二是重行方田之法，此二论皆书生之言，非治政之言。”
薛雪一点也没在意学生们的惊诧，继续侃侃而谈。
“钱银于天下之利弊，早前我们已经谈过，钱银兴，人世旺，此乃天道显于人世之理，若是要逆它，国将不国，民将不民。前明太祖和梨州先生的想法一般无二，虽然难做到田税尽依本色，可在徭役力差一事，绝不愿银钱沾染，结果怎样呢？结果是嘉靖朝不得不行一条鞭法，否则再难维持政治。”
“至于方田之法，更是书生怀古，老调重弹。早前我们也讲过了，三代行封建，秦后行郡县。根底已不一样。而赋税一事，更非单只朝廷与百姓之事，之间还隔着州县官府乃至田地属权两层。方田之法只论施政对象，不论施政者和经手者为何人，那就如书生一般，将自己代作朝廷和州县官府，只当是浑然一体，将天下与百姓比作白纸，肆意勾画，这不就是那般只知读圣贤书的迂腐之见么？”
薛雪显然是对这问题研究得很深，喷起来心气十足，不仅学生们都愣愣地听着，汤右曾和史贻直也按下了火气，要听他到底能丢出什么干货。
“梨州先生对这积重难返之策，并没有完全看透！”
薛雪继续发着惊人之语。
“此症不止是在田税和力役上来回周旋，更是在朝廷与地方的正税和杂派之间来回周旋。”
“国要君王彰贵，养官备兵，要修城治河，地方州县也要兴教化，断是非，治安缉盗，修渠筑堤。但历来朝廷都不会任由地方在财事上坐大，但凡朝廷得力，留于地方州县的正税，只够供养官吏、学官生员等等。其他诸事，非得特例，都得靠地方民人自理。所以历代州县官府，在正税之外都有杂派，这无关贪腐，而是迫不得已的治政之策。”
薛雪接着说到，自秦汉始，徭役就是朝廷向地方“侵税”的战场。汉时成丁要服正卒、戍边和更卒三类。正卒和戍边都是当兵，期限不过两年，而更卒则是每年要在本地服一个月徭役，负责土木工程、驿传、漕运等等体力活，之后这更卒变为出钱代更的“更赋”，这钱自然就收到朝廷去了。
朝廷做的是大工程，办的是大事，可地方州县要修城郭，要造桥，要修水渠河堤，要组织民壮防火防盗，这些小事朝廷管不到也管不了，只好地方自己解决。一些临时工程可以由地方官出面筹措，一些长期工程，比如养更夫民壮等事情，那就得靠地方搭着正税来收杂派解决，杂派的根底就在这里。地方官贪腐，只是将自己的私欲又搭在了杂派上，而非是贪腐造就了杂派。
历代赋税改革的背景，都是朝廷原本的赋税体系难以维持，核心原因是，历代开国，规划财税制度均以僵化而理想的状态为基础，毕竟朝廷以外儒内法为治政思想，目标就是追求一个僵化而静态的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