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首辅申时行（第2/10页）

身为首席大学士,经筵监督者,申时行有责任使全部程序和谐地演出。要是皇帝出现倦容,或是讲官失言以至其他官员失礼,他都要引咎自责。有时候他自己也不能理解,为什么他一个人要继续坚持经筵必须不断举行？难道他不像其他人一样憎恨这令人折骨伤筋的节目？按理说,他对经筵的反感,不可能在旁人之下。因为他就任今上讲官之前,早就担任过先皇隆庆的讲官。在文华殿前的花岗石上,他匍匐了这么多次,以至熟悉了每一石块的特点。经筵的令人厌倦之处,他比别人有更多的体会。然而首辅申先生忠于职守,仍然在兢兢业业地维护这个传统节目。在对待早朝的问题上,他也持同样的态度,坚持不应断辍。早朝本是苦事,而在寒风凛冽的严冬尤甚。﹝10﹞前一年冬天,申时行就听到过官员在早朝时互相讪笑,说是某人的白脸已冻成大红,另一人的红脸又变为漆黑。﹝11﹞申阁老深知他在这种情形下,坚持早朝的不断举行,必将使自己成为朝廷上不受欢迎的人物。

公历1587年,时为万历十五年,申时行52岁,他已感到未老先衰。几年之前,他即已鬓发苍苍,﹝12﹞现在身为首辅,位极人臣,又有张居正前车之鉴,为什么他对一切还要那么认真而不听其自然呢？

这又是说来话长。

本朝治理天下,礼仪所起巨大的作用,已略如前述。皇帝以一人而君临天下,具有最高的权威,实因天意之所归。天意必须通过亿万臣民的信念而体现出来。皇帝和他的大臣,经常以庄严美观的形式举行各式各样的礼仪,又为巩固这种信念不可或缺。无数次的磕头加强了皇帝神圣不可侵犯的意义；而他亲自主持各种礼仪,更表明他也同样受上天的节制,即受传统的道德所节制。儒家经典的教条愈简单平淡,就愈要加强学习,接二连三地听来讲去,借此加强我们理智的主宰。越是地冻天寒,溽暑蒸人,我们的早朝也更可以收到锻炼身心之效。就是皇帝的亲耕,看来有很明显的象征成分,但象征不一定就是虚伪。如果所有参加典礼的人都相信这种象征,而决心以行动促其成为现实,这又是何等壮大的力量！一月三次的经筵,其目的更直截了当,它表现了皇帝和大臣们坚决地在经典和史籍中寻觅最有效的方法,以达到大同之治。

正是对上述意义有了深切的理解,申时行更不能无愧于中。因为他所尽的心力,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这有事实为证：1586年的新秋,23岁的皇帝降下谕旨,说他早晨起床后突然感觉头晕脑涨,需要停止早朝和出席经筵、日讲；而且所谓停止,又无时日的限制。十二个月以后,这头晕脑涨,又奇妙地重复出现。﹝13﹞更令人感到不安的是皇帝刚刚说完精力不支,宦官却传出了万岁爷在紫禁城内骑马驰骋的消息；接着又有人说他试马伤额,不想让廷臣看见。﹝14﹞消息传开,礼部的一位官员就奏上一本,规劝皇帝保重玉体,并注意他身为天子的职责。不想一波方息,皇帝又来一套不能临朝的谕旨,据他自己说,其原因乃是心中火气过旺,服用凉药,凉药压火抵于足部,发生奇痒,因之搔破皮肤,行走不便。然而与此同时,宫内却又传出皇上饮酒过多,夜间游乐过度,与妃嫔交往过切如此等等的消息。﹝15﹞

这自然会使申时行感到伤心。他曾写信给朋友诉苦,说他处于无可奈何的境地。他还写诗责备自己的无能：“王师未奏康居捷,农扈谁占大有年？衮职自惭无寸补,惟应投老赋归田！”﹝16﹞意思说军队没有打胜仗,农民没有享丰年之福,可见他自己位居高官,对国事毫无贡献,自应退休,返里归乡。然则申时行并不真是一个容易灰心的人。在发完牢骚之后,他仍然抖擞精神,继续执行他首辅的职责,摊开奏本,用楷书端端正正地写上,请求陛下以社稷为重,保养玉体,但是经筵决不可长期停止,太祖洪武皇帝,经筵讲到七十岁仍然坚持不息。他同时又和朋友通信,指出局势艰难,“上下否鬲,中外睽携,自古国家未有如此而能长治久安者”。﹝17﹞

申时行是一个富有现实感的人,他懂得为臣之道。如果皇帝说他的问题在脚痒,首席大学士就一定要相信这问题在脚痒。更应该欣幸的是皇帝陛下竟用了这么多的语句细诉他的困难,这就不失为可喜的现象。所以看来皇帝的病源不深,早朝和经筵不致耽搁太久。好在新的讲官和展书官都已派定,只要皇帝能够出席,经筵可以立即继续举行。而且他还考虑,如果皇帝觉得早起困难,则不妨把早朝和经筵的时间稍稍推迟。这些问题都属于可以通融之列。﹝18﹞

申时行之被任为首辅,似为一串意料之外的机缘所促成。

1582年张居正逝世之后,继任者为张四维。但是不出一年,第二位张阁老的父亲也不幸去世。当时自然不能再来一次“夺情”,张四维只能离职丁忧。在此离职期间,申时行代理首辅。但是张四维本人在居丧将要满期的时候又突然患病,而且一病不起。﹝19﹞以前较申时行资深望重的大学士马自强和吕调阳也已病死,这样,命运就把资格最浅的大学士申时行推到了最前面。

1587年,申时行官居首辅已四年。他自称未老先衰,其实精力正旺。他的父母去世多年,所以没有丁忧的顾虑。他为人温和谦让,没有几位前任那种趾高气扬的姿态。王世贞所作《内阁首辅传》称他“蕴藉不立崖异”,就是说他胸中富有积蓄,但是不近悬崖,不树异帜。﹝20﹞这一评价在恭维之中寓有轻视的意味。而申时行的温和谦让,却也始终没有能使他在政治风浪之中置身事外。他以后被卷入争端,进退维谷,直到提出解呈十一次之多,才能奉准退休。

申时行由张居正的推荐而入阁,表面看来,这一点对他关碍不深,因为1582年前后,在中枢出任要职的几乎全部为张居正的私人。申时行和张四维不同,他以才干取得张居正的信任,而不是以谄媚见用。在张居正死后,他承认张居正的过错,但并不借此夸大前任的过失,作为自己执政的资本。其间差异既为同僚所深知,也为皇帝所了解。

申时行和其他绝大多数的大学士一样,出身于政府中执掌教育和文墨的部门。1562年,他在299名殿试及第的进士中名列第一,即得中状元,并按例授翰林院修撰。﹝21﹞此后他在翰林院任职达十五年,官至侍读,并升转兵部及礼部侍郎,在职仅七个月,即被命为大学士。他和张居正、高拱一样,未曾就任北京以外的官职。

难道一个人熟读经史,文笔华美,就具备了在御前为皇帝作顾问的条件？难道学术上造诣深厚,就能成为大政治家？二十五年前,翰林院修撰徐时行（当时他尚未姓申,仍袭用外祖徐姓）也曾对这些问题发生疑惑。但是今天的大学士申时行对此早已涣然冰释,理解了其中的精微奥妙。因为我们的帝国在体制上实施中央集权,其精神上的支柱为道德,管理的方法则依靠文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