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二十海浬四十年

我没办法把故事说完。我没办法真的告诉你,“我们”,是由一群什么样的人组成。

譬如,我还没来得及跟你说,一九四九年新中国创立以后,有很多很多十七、八岁的马来西亚年轻人——很多高中生,带着对祖国的热爱和憧憬,不愿意在马来西亚为英国人服兵役,成群地“离家出走”,投奔了中国。

六十年后,我在吉隆坡见到他们的老师们。说起这些学生,白发苍苍的老师们有无限的心疼。在四九年以后持续数十年不曾断过的政治狂暴里,这些大孩子们头上插着“华侨”的标签,死的死、关的关,受尽摧残。有办法逃走的,很多历尽艰辛辗转到了香港。马来西亚在一九五七年独立建国,这些当年为了爱另一个“国”而出走的人,变成没有公民身分的人,无法回家。

在繁华的香港街头,你其实可以看到他们:那个排队领政府救济的老人,那个在医院排队领药的老人,那个独自在维多利亚公园走路、然后挑了一张长椅缓缓坐下的老人……他默默无声隐没在人潮里,你经过他谦卑的身影,绝对猜不到他十八岁时曾经做过怎样的抉择,命运又怎样对待了他。

我还没来得及跟你说,一九四九年两岸割离之后,台湾人的故事并不全然是马祖人、金门人和乌坵人的故事,虽然马祖、金门、乌坵,属于中华民国的领土。

马祖、金门、乌坵,都是紧贴着大陆福建海岸线的岛屿,干脆地说,这三个属于台湾的岛屿群,离大陆很近,离台湾很远!如果你对这些岛屿的位置还是没概念,那么这样说吧,马祖在福州对面,金门在厦门对面,而乌坵,用力跳过去你就到了湄州岛,妈祖的家乡。金、马和乌坵人与对岸大陆居民的关系,就如同香港和九龙,如同淡水和八里,是同一个生活圈里的乡亲,中间的水,就是他们穿梭来往的大马路。

从前,我听说,在金马,有人跳上小舢舨,妈妈要他去买一打酱油,他上午过去,下午就回不来了,五十年后才得以回来,到妈妈坟头上香。

我以为是夸大其词,一直到我见到了吕爱治。

【图:爱治咯咯笑了起来,很开心的样子:「那两块石头没人要拿。」】

从金门搭船,一小时就到了厦门。我在一个厦门的老人安养院里找到吕爱治。爱治坐在床上和我说话,一直张大嘴露出天真的笑容。一九四九年之前,她和丈夫已经有两个成年的儿子,三个男人上船打渔,爱治就用一根扁担挑着两篓金门的海带和小鱼,每天过海到厦门去卖。

有一天─—她说不出是哪一天,她真的上午出门,下午就回不来了。

“你那时几岁?”我问她。

她掐着手指,算不出来。旁边的看护替她答复:“爱治是一九零三年出生的。”,那么一九四九年,她已经四十六岁。今年,她一百零六岁。

“爱治,你回去过金门吗?”

九十六岁那年,她回去过,但是,两个儿子失散不知下落;丈夫早已过世。原来的家,还在原来的地基上,垮成一堆废墟,她只认得门前两块大石头。

她咯咯笑了起来,很开心的样子:“那两块石头没人要拿。”

离开爱治的房间,经过安养院的长廊,看见墙壁上贴着住院老人的个人资料。爱治的那一张,就在正中间,我凑近一点看仔细,吃了一惊—─爱治被送到这个安养院的时间,是一九五四年,那么她已经孤孤单单地在这老人院里,滞留了五十五年。

我也来不及告诉你许妈妈的故事了。从马祖坐船到对岸的黄岐,只要半小时。走在黄岐的老街上,有时空错乱的感觉:这个台湾人从小就认为是可怕的“匪区”的地方,不就和小时候台湾的渔村一模一样吗?

在老街上见到了许妈妈。他们说,许妈妈是基隆的小姐,一九四八年嫁给了一个福州人,跟着新婚丈夫回黄岐见一下公婆,却从此就回不了家。六十年了,不曾回过台湾。

许妈妈一口福州话,闽南语已经不太会说。我问她,“那你还会唱什么台湾歌吗?”

基隆的姑娘点点头。

她有点害羞地开口唱。

我侧耳听——她唱的,竟然是日语。

问她这是什么歌,她说,是台湾歌呀,就是学校里教的“国歌”。

我明白了。她唱的是蔡新宗、柯景星那一代孩子每天早上唱的日本国歌“君之代”。对她而言,这就是“台湾歌”。

我更没法让你好好认识乌坵的林文彩了。

阿彩是福建莆田的渔家子弟,很多亲人在湄州岛。一九五一年,十三岁的阿彩跟着家人一共五艘船,运大蒜到厦门去的途中,被台湾的“反共救国军”机帆船包围,五条船连人带货抢了过来。

你说,啊,“反共救国军”是什么?就是一九四九年的内战混乱中,国共一路打到闽浙沿海,然后英雄和草寇就走到一路来了:有志气的游击队、失散了的正规军、不服输的情报员、无处可去的流氓、铤而走险的海盗,全部汇聚到反共的大旗下,以这些沿海岛屿为根据地,组成了游击队,突袭对岸。

在收编为正规的“反共救国军”之前,这些游击队没有薪饷,所有的补给必须靠陆上突袭和海上抢劫。“什么都抢,外国的也抢。”林文彩说。

一艘英国货轮经过台湾海峡,游击队劫船,就像电影里的海盗镜头一样,机帆船偷偷靠近,矫健的队员攀爬上甲板、潜入船长室,手枪对着船长的太阳穴,这条船就被劫持了。货轮押到马祖,卸下所有的货物后,放行。

“好多吃的东西,船上还有很多架飞力浦牌的脚踏车。”

林文彩不好意思说的是,抢了那一票以后,很多金门的部队都分配到一辆崭新的脚踏车!

阿彩家族五艘船上的人被分类处置:太老的,给一条船送回去。年轻力壮的,押到金门马上当兵。太小的,譬如林文彩,就留在乌坵,当游击队。

游击队里官比兵多。你可以自己给自己任命为大、中、小队长——反正,你能到对岸抓多少“兵”,你就是多大的“官”。

“十三岁就被抓来啦?”

“对,”林文彩说,“到乌坵,连个遮风遮雨的地方都没有,吃的也不够,每天都很饿,又想家,每天哭一直哭。”

“然后,”我问他,“那—─你是不是哭完了,一转身,就到对岸去抓别的小孩呢?”

“那当然。”他说。

“可是,”我一边设想那状况,一边问,“对岸就是你的家人和亲戚;你等于是回家去抓你亲戚和邻居的小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