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人民大街

决定去一趟长春,因为长春藏着一个我不太明白的秘密。

从南京飞长春,飞行航程是一千五百公里,两个半小时。如果是从法兰克福起飞的话,同样的时间,北边就到了丹麦,往南就会到马德里,往东已经到了匈牙利。在中国,你却只是到了另一个省分的城市。

最晚的班机,到达长春已经是五月十三日凌晨一时。即使是深夜,即使昏暗的街灯照在空旷无人的广场上,看起来有点辽阔、冷落,你还是看得出长春与众不同。宽阔的大道从市中心四面八方辐射出去,广场特别多,公园特别大;如果你曾经走过莫斯科,走过柏林,走过布达佩斯,长春给你的第一印象就会是,嗯,这个城市有首都的架势、京城的气派。

长春曾经是东北的政经中心,一九三一年被满州国定为首都“新京”之后,更成为日本人费心经营的花园城市。都市规划以欧洲的大都会为范本,六线大道条条笔直,宽大的公园处处葱绿。

火车站前的中央道路宽六十米,以花岗岩镶嵌,两旁的百货公司都是钢筋水泥的大楼,美丽的马车踩街发出达达的声音。长春很早就有抽水马桶,很早就全面铺设煤气管道,很早就规划了环城地铁、有轨电车和高速公路,很早就把主干电线埋入了地下。[41]长春的五月,风还带着点凉意,抱着孩子的母亲,把围巾绕在孩子脖子上,孩子迎风露出来的小脸,像北方的苹果。我站在人民广场的边边,仰头看着广场中心那个高耸的碑。

二十七米半高的花岗岩石碑伸向天空,顶端,是一架战斗机,俯视着整个城市。碑的底部中俄文并列,中文写的是“苏军烈士永垂不朽”,落款是“长春市各界人士”。俄文刻着二十三个名字,是苏军在进攻东北的行动中牺牲的飞行员。苏联红军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进军东北,占领城市之后最早动手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哈尔滨、长春、沈阳等等城市的要冲,兴建“苏联红军烈士纪念碑”。

矗立在现代城市的交通心脏、让万众仰视的,是一架战斗机,真的有点奇怪。苏联人同时兴建在沈阳市中心的纪念碑,顶端放的是个十三公吨重的铜制坦克车。因为建地铁,“坦克碑”

几年前才被迁走。

人民广场在人民大街上,人民大街宽阔大气,车水马龙,两旁还有很多有如上海外滩一样的宏伟欧式古典建筑。走在树影摇曳的人行道上,你不得不想到,这条大街的名字换过多少次,每一次换名,都发生了些什么事?为什么那些事,很少人知道,或者,会不会是,很多人知道,只是不去提它?

日本人在一九

零五年的日俄战争中打赢了俄国,取得南满铁路的经营权,就在这里兴建火车站、筑路,叫它“长春大街”。

真正开始经营长春之后,日本人把这条大街命名为“中央通”——这种街名,台北人很熟悉的。

溥仪的满州国成立了,长春变成“新京”,这条街就以满州国的国号命名,叫“大同大街”。

日本战败,苏联红军进城了,就在大同广场中心建个红军纪念碑。

紧接着国军接收了长春,于是“大同大街”北段改叫“中山大街”,南段名之为“中正大街”,大同广场嘛,就叫“中正广场”。这个,台湾人也很熟悉。

三年以后,国军又溃败而走,解放军进城,北京和莫斯科老大哥密切合作,一九四九年三月,“中山大街”又有了新的名字:“斯大林大街”。

长春人就在这“斯大林大街”上行走了将近半个世纪。

一九九六年,

“斯大林大街”才改称“人民大街”。

我现在就走在这条人民大街上,一路往南,正要去见熟悉长春史的于祺元老先生,想从他口里听一听,一九四八年,长春的“人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但是穿过人民广场,刚好踩过红军纪念碑在地面上的投影时,我心里想到的是,长春人,或说,东北人,记忆里藏着多少没真正打开过的抽屉啊?

譬如说,一九四五年八月,在接受日本人统治十四年之后,当苏联红军以“解放者”的姿态进城,并且在长春和沈阳中心建起那些高大的战机、坦克纪念碑时,长春和沈阳的人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情在那纪念碑上落款,说“长春各界人士”共同纪念?事实上,在纪念碑落成、“长春各界人士”在向红军致敬的同时,红军正在城里头烧杀掳掠。

那一年冬天,二十一岁的台北人许长卿到沈阳火车站送别朋友,一转身就看到了这一幕:沈阳车站前一个很大的广场,和我们现在的(台北)总统府前面的广场差不多。我要回去时,看见广场上有一个妇女,手牵两个孩子,背上再背一个,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拿一件草席,共五个人。有七、八个苏联兵把他们围起来,不顾众目睽睽之下,先将母亲强暴,然后再对小孩施暴。那妇女背上的小孩被解下来,正在嚎啕大哭。苏联兵把他们欺负完后,叫他们躺整列,用机关枪扫射打死他们。[42]

许长卿所碰见的,很可能是当时在东北的日本妇孺的遭遇,但是中国人自己,同样生活在恐惧中。一九四五年的冬天,于衡也在长春,他看见的是,“凡是苏军所到之处,妇女被强奸,东西被搬走,房屋被放火烧毁”,不论是中国还是日本的妇女,都把头发剪掉,身穿男装,否则不敢上街。所谓“解放者”,其实是一群恐怖的乌合之众,但是,人民不敢说,人民还要到广场上他的纪念碑前,排队、脱帽,致敬。[43]你听说过索忍尼辛这个人吗?

没听过?没关系,他是一九七零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透过他,这个世界比较清楚地了解了苏联劳改营的内幕。可是在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七岁的索忍尼辛是苏联红军一个炮兵连上尉,跟着部队进军攻打德军控制的东普鲁士。红军一路对德国平民的暴行,他写在一首一千四百行的“普鲁士之夜”里:

小小女孩儿躺在床上,

多少人上过她

——一个排?一个连?

小小女孩突然变成女人,

然后女人变成尸体……

这首诗其实写得满烂的,但是,它的价值在于,索忍尼辛是个现场目击者。

可是你说,你从来就没听说过苏联红军对战败德国的“暴行”;学校里不教,媒体上不谈。

你做出很“老江湖”的样子,说,还是要回到德国人的“集体赎罪心理学”来理解啊,因为施暴者自认没权利谈自己的被施暴。

我到长春,其实是想搞懂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