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战争期间集体农庄中个人经济的发展(第2/4页)

[13]虽然由于大量农业机械转交到红军作军事使用,农民给机械拖拉机站的粮食支付比之战前有所减少,但由于新增加了军事粮食捐助,所以总体来看,农民的实物缴纳的任务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

战争爆发一个月后,苏联实行了票证配给制度,以尽可能有效地分配国家所掌握的粮食资源,在农业地区只有机械拖拉机站和联合农场的工人和职工享有国家统一的粮食配给,而占农村人口大多数的集体农庄庄员却不在其中。所以,和战前一样,农民获得收入的途径主要有两个,一是参加集体农庄社会劳动获得工资,另一个就是从事宅旁园地的生产。[14]

如前文所述,战前苏联的农业政策的方向是“引导”农民更加关心社会生产,尽量限制农户个人经济的发展。战争爆发之初,苏联政府的政策指导仍然没有改变。1941年11月在机械拖拉机站和集体农庄建立了政治科,它的主要任务就是“加强集体农庄的政治工作,在拖拉机站、联合农场和集体农庄中强化纪律和秩序,以保障及时完成农业工作计划。”[15]为了加强集体农庄的生产工作,1942年4月13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通过了“关于提高集体农户最低义务劳动日的决议”,并且首次将这一规定在12~16岁的青年中推行。根据这一决议,庄员的义务劳动时间增加了一倍半,劳动组合的每个成员必须每年工作不少于100~150个工作日,而1939年是60~80个工作日。12~16岁的成员每年的义务劳动最低时限不少于50天。没有完成最低劳动任务的庄员,将被开除出劳动组合并剥夺宅旁地,还要将他们交付法庭,并处以6个月以下的劳动改造。决议简化了驱逐不满劳动任务、不积极参加社会劳动的懒惰庄员的手续。没有将上述庄员交付法庭的集体农庄管理委员会主席和工作队长,自己将受到法律审判。[16]

尽管战争开始后集体农庄农户参加社会生产的义务劳动时间增加了,但农民来自集体农庄社会生产的工资却大大减少了。

表1 1940~1945年苏联集体农庄劳动日平均实物工资

表2 1940~1945年集体农庄劳动日货币工资的分类比重

从表1、表2两组数据可以看出,战争时期,农民从集体农庄社会生产所获得的实物收入骤减,1943年时实物工资水平不足战前水平的一半,而且这种下降的趋势并没有因为战时农业经济形势的好转而停止,1945年的实物工资水平更加低了。与实物工资的变化趋势有所不同,庄员从社会劳动中所获得的货币收入的平均值则略有增加。但需要注意的是,表2中显示,战争期间日工资在0.6卢布以下的人群比重大幅度减少了,其他各等级的人数均有所上升,甚至与1940年相比,日工资在4卢布以上的人群比重在1943年增加了一倍,但同样显著的是,未能从集体农庄获得劳动工资的人群比重增加得更多,战争爆发后这一人群的比重始终保持在四分之一弱至三分之一弱之间。这说明集体农庄发展表现出地区间的不平衡性特征。同时也需要指出的是,在战争时期,商品零售价格急剧升高,货币的购买力大大降低。因此,货币工资的些微增长对于改善农民生活来说作用微乎其微。

在农民负担空前加重,但又无法从集体农庄社会生产中获得足够的实物和货币收入的情况下,个人经济就成为农民赖以维持生计的唯一依靠。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苏联农村的个人经济在战争时期获得了相当的发展。

表3 1940~1945年集体农庄个人经济农业种植面积占全国种植面积比例变化

从表3可以看出战争爆发后,集体农庄个人经济农业作物播种面积的比重不断扩大,在谷类作物种植方面表现尤为明显,1945年全国农业种植总面积与1940年相比减少了24%,而同期个人经济播种总面积却增长了10%,而谷类作物的播种面积更是提高了77%。个人经济的发展还体现在单个农户所持有宅旁地的平均面积略有增加,同30年代的情况一样,农民出于生计考虑想方设法地扩大宅旁地的面积,尽管政府几乎每年都要核查集体农庄的土地,可是违法私占的行为却无法遏制。农庄家庭的多余土地虽然不断地被没收、充公并停止耕种,但1944年仍有7.7%的集体农庄家庭有多余土地。[17]1940年全苏平均每个集体农户宅旁地播种面积为0.24公顷,而在1945年为0.28公顷。此外,农民的家庭养殖业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在1940年每100个集体农户有95头牛,而到1945年则增加至104头。[18]从绝对数字上看,个人经济的发展幅度并不是很大,但考虑到当时苏联的农业状况,这种发展足以体现出个人经济所具有的顽强的生命力。

个人经济的发展首先体现的是满足农民家庭生活的基本需求。根据统计数据,1943年农民个人消费的谷类同1939年相比下降了35%,肉类下降了66%。而土豆的消费量增长了100%,蔬菜增长了24%。只有奶的消费还停留在战前水平。[19]土豆、蔬菜是农民宅旁园地里的主要作物,而牛奶、鸡蛋则是家庭养殖业的主要产品。粮食消费结构的变化从一个侧面表明,战争时期个人经济越来越成为农民家庭食物的主要来源。

如前文所述,战争时期农村居民的缴税负担十分沉重,为此农民不得不努力增加货币收入。在劳动力稀缺的情况下,农民外出务工的现象同战前相比明显减少了,1941年农民外出务工所得收入占所有货币收入的11%,而在1942年只有3.3%,1944年为4.5%。[20]农民从义务交售中只能获得象征性的微薄收入,因此在集体农庄市场上出售农产品成为农民货币收入的主要来源。集体农庄市场是30年代全盘集体化之后出现的,集体农庄、庄员和个体农民可以通过市场出售农产品,它是国营和合作社贸易的重要补充形式。集体农庄市场在战前得到了一定发展,商品流通总量1932年为7.5亿卢布,到1940年增长到了29.1亿卢布。[21]但是苏联政府一直推行降低商品零售价格的政策,农民从市场贸易中获利不断减少,这大大限制了集体农庄市场的发展。1932年集体农庄市场的商品流通量占全国流通总量的17%,1940年则下降到14%,而同期国营零售贸易的份额则从30%增长到63%(见表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