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文正公奏稿卷一

遵议大礼疏 道光三十年正月二十八日

奏为遵旨敬谨详议事。

正月十六日，皇上以大行皇帝朱谕遗命四条内无庸郊配、庙祔二条，令臣工详议具奏。臣等谨于二十七日集议，诸臣皆以大行皇帝功德懿铄，郊配既断不可易，庙祔尤在所必行。直道不泯，此天下之公论也。臣国藩亦欲随从众议，退而细思，大行皇帝谆谆诰诫，必有精意存乎其中。臣下钻仰高深，苟窥见万分之一，亦当各献其说，备圣主之博采。

窃以为遗命无庸庙祔一条，考古准今，万难遵从；无庸郊配一条，则不敢从者有二，不敢违者有三焉。

所谓无庸庙祔一条万难遵从者，何也？古者祧庙之说，乃为七庙亲尽言之。间有亲尽而仍不祧者，则必有德之主，世世宗祀，不在七庙之数，若殷之三宗，周之文、武是也。大行皇帝于皇上为祢庙，本非七庙亲尽可比；而论功德之弥纶，又当与列祖列宗同为百世不祧之室。岂其弓剑未忘，而蒸尝遽别，且诸侯大夫尚有庙祭，况以天子之尊，敢废升祔之典？此其万难遵从者也。所谓无庸郊配一条有不敢从者二，何也？古圣制礼，亦本事实之既至，而情文因之而生。大行皇帝仁爱之德，同符大造，偶遇偏灾，立颁帑项，年年赈贷，薄海含哺，“粒我烝民”，后稷所以配天也。御宇三十年，无一日之暇逸，无须臾之不敬，“纯亦不已”，文王所以配上帝也。既已具合撰之实，而欲辞升配之文，则普天臣民之心，终觉不安。此其不敢从者一也。历考列圣升配，惟世祖章皇帝系由御史周季琬奏请外，此皆继统之圣人，特旨举行，良由上孚吴眷下惬民情，毫无疑义也。行之既久，遂为成例。如大行皇帝德盛化神，即使无例可循，臣下犹应奏请，况乎成宪昭昭，曷敢逾越。《传》曰：“君行意，臣行制。”在大行皇帝自怀谦让之盛意，在大小臣工宜守国家之旧制。此其不敢从者二也。所谓无庸郊配一条有不敢违者三，何也坛？规模，尺寸有定。

乾隆十四年重加缮修，一砖一石，皆考律吕之正义，按九五之阳数，增之不能，改之不可。七庙配位，各设青幄。当初幄制阔大，乾隆三年量加收改，今则每幄之内，仅容豆笾，七幄之外，几乏余地。我大行皇帝虑及亿万年后，或议增广乎坛璇，或议裁狭乎幄制，故定为限制，以身作则，俾世世可以遵循。今论者或谓西三幄之南，尚可添置一案。暂为目前之计，不必久远之图。岂知人异世而同心，事相沿而愈久，今日所不敢言者，亦万世臣子所不敢言者也；今日所不忍言者，亦万世臣子所不忍言者也。经此次朱谕之严切，盈廷之集议，尚不肯裁决遵行，则后之人，又孰肯冒天下之不韪乎？将来必至修改基址，轻变旧章。此其不敢违者一也。

古来祀典，兴废不常，或无其祭而举之，或有其礼而罢之，史册所书，不一而足。唐垂拱年间郊祀，以高祖、太宗、高宗并配，后开元十一年，从张说议，罢太宗、高宗配位。宋景祐年间郊祀，以艺祖、太宗、真宗并配。后嘉祐七年，从杨畋议，罢太宗、真宗配位。我朝顺治十七年，合祀天地、日月、星辰、山川于大享殿，奉太祖、太宗以配。厥后亦罢其礼。祀典改议，乃古今所常有。我大行皇帝虑亿万年后，愚儒无知，或有援唐宋罢祀之例妄行陈奏者，不可不预为之防，故朱谕有曰：非天子不议礼。以为一经断定，则巍然七幄，与天长存。后世增配之议尚且不许，罢祀之议更何自而兴？所以禁后世者愈严，则所以尊列祖者愈久。此其计虑之周，非三代制礼之圣人而能如是乎？大行皇帝以制礼之圣人自居，臣下何敢以寻常之识浅为窥测，有尊崇之虚文，无谋事之远虑。此其不敢违者二也。

我朝以孝治天下，而遗命在所尤重。康熙二十六年孝庄文皇后遗命云：“愿于遵化州孝陵近地择吉安厝。”当时臣工皆谓：“遵化去太宗昭陵千有余里，不合祔葬之例。”我圣祖仁皇帝不敢违遗命，而又不敢违成例，故于孝陵旁近建暂安奉殿，三十余年未敢竞安地宫，至雍正初始敬谨蒇事。嘉庆四年高宗纯皇帝遗命云：“庙号无庸称祖。”我仁宗睿皇帝谨遵遗命，故虽乾隆中之丰功大烈，而庙号未得祖称，载在《会典》，先后同揆矣。此次大行皇帝遗命，惟第一条森严可畏，若不遵行，则与我朝家法不符，且朱谕反复申明，无非自处于卑屈，而处列祖于崇高。此乃大孝大让，亘古之盛德也。与其以尊崇之微忱属之臣子，孰若以莫大之盛德归之君父？此其不敢违者三也。

臣窃计皇上仁孝之心，两者均有所歉。然不奉升配，仅有典礼未备之歉，遽奉升配，既有违命之歉，又有将来之虑，是多一歉也。一经大智之权衡，无难立判乎轻重。圣父制礼而圣子行之，必有默契于精微，不待臣僚拟议而后定者。臣职在秩宗，诚恐不详不慎，皇上他日郊祀之时，上顾成命，下顾万世，或者怵然难安，则礼臣无所辞其咎。是以专折具奏，干渎宸严，不胜惶悚战栗之至。谨奏。

应诏陈言疏 道光三十年三月初二日

奏为应诏陈言事。

二月初八日奉皇上谕令，九卿科道有言事之责者，于用人、行政一切事宜，皆得据实直陈，封章密奏。仰见圣德谦冲，孜孜求治。臣窃维用人、行政，二者自古皆相提并论。独至我朝，则凡百庶政，皆已著有成宪，既备既详，未可轻议。今日所当讲求者，惟在用人一端耳。方今人才不乏，欲作育而激扬之，端赖我皇上之妙用。大抵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废一，请为我皇上陈之。

所谓转移之道，何也？我朝列圣为政，大抵因时俗之过而矫之使就于中。顺治之时，疮痍初复，民志未定，故圣祖继之以宽；康熙之末，久安而吏弛，刑措而民偷，故世宗救之以严；乾隆、嘉庆之际，人尚才华，士骛高远，故大行皇帝敛之以镇静，以变其浮夸之习。一时人才循循规矩准绳之中，无有敢才智自雄，锋芒自逞者。然有守者多，而有猷有为者渐觉其少。大率以畏葸为慎，以柔靡为恭。

以臣观之，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退缩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动辄请旨，不肯任咎是也。琐屑者，利析锱铢，不顾大体，察及秋毫，不见舆薪是也。敷衍者，装头盖面，但计目前剜肉补疮，不问明日是也。颟顸者，外面完全，而中已溃烂，章奏粉饰，而语无归宿是也。有此四者，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我大行皇帝深知此中之消息，故亟思得一有用之才，以力挽颓风。去年京察人员，数月之内，擢臬司者三人，擢藩司者一人，盖亦欲破格超迁，整顿积弱之习也。无如风会所趋，势难骤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