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巡抚查明事迹疏

江苏巡抚臣何璟跪奏：

为督臣因病出缺，暂委藩司代折代行，请旨迅赐简放，并陈督臣历年贤劳，吁恳恩施，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六日，接据江宁布政使梅启照禀称，督臣曾国藩正月二十六日忽患手战舌强，似有中风之症，延医服药，旋发旋止，仍视公事不轰。惟医者诊脉，均云心血过亏等情。正驰念间，旋于初八日接梅启照续禀，初四日申刻，督臣前症复发，兼患足麻，即是于日戌刻出缺。已由该司将各印信封存，并于初五日将督臣遗折，由驿驰递奏明，请旨简放遗缺，抄录奏稿到臣。臣接阅之下，不胜骇异！

伏念大学士、一等毅勇侯、两江总督臣曾国藩，由翰林起家，以大考受宣宗成皇帝特达之知，荐跻卿贰。道光三十年，在礼部侍郎任内，应诏陈言，屡摅谠议，忠忱悱恻，仰邀嘉奖。咸丰二年典试江西，丁忧回籍。旋以粤匪窜陷武昌，奉旨饬办团练。数年之间，迭奉援鄂、援皖、援江西、援浙、援蜀之命，无日不在兵间。文宗显皇帝朱批奖谕，鉴其孤忠。十年四月，遂以兵部右侍郎简授两江总督，钦差大臣。皇上践阼之初，倚任愈重。同治元年元旦，以克复安庆功，授为协办大学士。三年六月，以克复金陵功，赐封一等毅勇侯。其秉性之忠，学术之正，悉在圣明洞鉴之中，无俟微臣之饥缕。其历年战功政绩，又有督臣自具奏报，及创定湘营营制、营规，水师、马队各章程，内而咨存枢府，外而传布各省，亦无俟微臣之表彰。此次因病出缺，想圣主笃念荩臣，凡赐恤饰终之典，自必渥荷恩施，亦无需微臣之吁告。臣之所不能已于言者，臣与曾国藩相从日久，相知颇深，灼见其立功之伟，胥本于进德之勤。其生平尽瘁报国，克己省身，器识过人，坚贞自矢。不特今世所罕见，即方之古贤臣，盖亦未遑多让，请敬为圣主陈之。

咸丰之初，曾国藩以在籍侍郎练团杀贼。无尺寸之土地；无涓滴之饷源。饷之巨者，丁漕关税，而职在军旅，不敢越俎以代谋；饷之细者，劝捐抽厘，而身为客官，州县既不肯奉行，百姓亦终难见信。概系募勇，又不得照绿营之例，拔补实缺。空有保举之名，而无履任之实。名器不属，激励尤难。方其初败于岳州，再挫于九江，兵几不振，穷且益坚。迨江西困厄之时，事势非顺，动多触忤。一钱一粟，非苦心经营则不能得；一弁一勇，非苦口训诫，则不能战。于困苦难堪之中，立坚忍不拔之志，卒能练成劲旅，削平逋寇。上慰先帝在天之灵，辅佐圣世中兴之业。虽曰疢疾可以成德术，动忍可以增智能，而艰难创造之初，固不敢自料有今日也。

逮咸丰十年，初膺江督，进驻祁门，正值苏常新陷，浙省再沦。皖南、皖北十室九空，人烟稀少，军粮则半菽难求，转运则一夫难雇。自金陵以至徽州八百余里，无处无贼，无日无战。徽州之方陷也，休祁大震，江楚皆惊。或劝移营江西省城，以保饷源，或劝移营江干州县以通粮路，而仍不出江督辖境。曾国藩曰：吾初次进兵，遇险即退，后事何可言？吾去此一步，无死所也。群贼既至，昼夜环攻，飞炮雨集。曾国藩手书遗嘱，帐悬佩刀，犹复从容布置，不改常度，死守兼旬。直待鲍超率霆军自山外来，始以一战驱贼出岭。以十余载稽诛之狂寇，曾国藩授钺四年，次第荡平，皆以祁门初基不怯，有以寒贼胆而壮士气也。

咸丰十一年八月，克复安庆。同治元年，水陆两军并江而下，沿江两岸三千里，名城要隘皆为我有。其弟曾国荃统得胜之师，直抵雨花台，以瞰金陵。左宗棠统楚军以达浙境。李鸿章统淮军以达沪上，皆深入虎穴，捷报频闻。

夏秋之间，兵机遂大顺矣。乃攻剿甫利，而疾疫流行。上自芜湖，下至上海，无营不病。不但守垒无勇，几于炊爨无夫。杨岳斌、曾国荃、鲍超诸统将，各抱重病。昔之劲兵，胥变孱卒。苏、浙贼酋方以此时大举以援金陵，围攻雨花台四十六昼夜，更番不歇。南岸则宁国、旌德同时吃紧；北岸则颖、宿、蒙、亳、捻匪出巢；正阳、寿州、苗逆复叛。发贼又由浦江上窜，滁和、巢含亦复岌岌可危。数年以来，辛苦战争之土地，由尺寸而扩至数百里者，深恐一旦溃裂，尽隳前功。援浙、救苏、保江三者，又须兼顾。时危事亟，军情反复，异议环生。有谓金陵进兵太早，必致师老饷竭者；有谓宜撤金陵之围，以退各路援贼者。曾国藩于群言淆乱之时，有三军不夺之志。枕戈卧薪，坚忍卓绝，卒能以寡御众，出死入生。迨事机大定之后，语僚友曰：昔人尝言，忧能伤人，吾此数月，心胆俱碎矣！幸赖国家鸿福，得以不死！然则今日之一病不起，盖其精力为已瘁矣。

曾国藩战胜之迹，指不胜屈。惟此数年，坎坷艰辛，当成败绝续之交，持孤注以争命；当危疑震撼之际，每百折而不回。盖其所志所学，不以死生常变易也。古之名臣，谋国效忠，惟以人事君为急。曾国藩昔官京朝，即已留心人物。出事戎轩，尤勤访察。虽一材一艺，罔不甄录，而又多方造就，以成其材。其历年荐达，与平日忠义相切劘者，如江忠源、罗泽南、李续宾、刘腾鸿，死于战阵；塔齐布、李续宜、萧捷三、江忠义死于勤劳。皆已载诸史传。其幕府宾僚、偏裨卒伍，由书生而洊历疆圻，由末职而荐膺重镇，无愧戡乱之选，亦铮铮在人耳目，无待臣言。其苦心孤诣，使兵事历久而不败，人材愈用而不穷者，则在以湘勇之矩矱，推行于淮化濠泗刚劲之风，为国家干城之用。

臣远稽史籍，唐之李、郭亦仅收复两京；宋之韩、范亦仅经略西夏一隅耳。我朝武功之盛，超轶前代，屡次戡定大难。然如嘉庆川楚之役，蹂躏不过四省；康熙三藩之役，蹂躏尚止十二省。今发捻回教诸匪，蹂躏竟及十七省，用兵已满二十年。若专恃湘楚一军，与之角逐，而无淮军继起于其间，亦岂能南北分兵，次第削平祸乱？是其公忠伟略，推贤让功，和衷共济，尤足多者。臣昔在军中，每闻谈及安庆收复之事，辄推功于胡林翼之筹谋，多隆阿之苦战；其后金陵克复，则又推功诸将，而无一语及其弟国荃。谈及僧亲王剿捻之时，习劳耐苦，辄自谓十分不及一二；谈及李鸿章、左宗棠一时辈流，非言自问不及则曰谋略不如，往往形之奏牍，见之函札，非臣一人之私言也。当江皖糜烂之际，实仕宦所谓畏途。曾国藩不辞选拔知兵之员，随时保奏，以期同济艰难。厥后大功底定，南服承平。朝廷延访殷勤犹复，叠奉谕旨，令保封疆将帅。曾国藩则奏称疆吏既有征伐之权，不当更分黜陟之柄。宜防外重内轻之渐，兼杜植党树私之端，其小心远虑若此！宜其立功之后，不自矜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