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贺兰悲歌 尾声（第2/2页）

同时，在荆湖南北路、福建路，将山中蛮夷纳入编户齐民，成为考核地方官政绩的条件。

在荆湖南路治绩显著，官声颇佳的苏轼，就是因为屡次上书反对朝廷“生事之举”，结果被吕惠卿“推荐”担任大宋朝驻辽国的使节。

石越忧心忡忡地看着这一切发生，却完全无能为力。

自从西夏事了之后，他竭力想阻止的，就是吕惠卿想要推动的这项政策。然而，在熙宁十四年五月的时候，他却陷入了另一个漩涡当中，几乎无力自拔。

大宋朝野中，为了封赏石越的问题，惹出了轩然大波。而石越身不由己的，处在了一个极为敏感的地位。

石越其实对此早有预料，所以，在他的奏章中，他将一切功劳都推得干干净净。从吕惠卿、文彦博，到范纯仁、陈元凤，到前线的将士，总而言之，若只看石越的奏章，便会让人以为这一场战争的胜利，石越其实什么事也没做，不过是挂了个虚名而坐享大功。

但是，石越虽然有意韬晦，他的功绩却是无法掩盖的。

朝廷当中，文彦博、吕惠卿、司马光三人罕见地持同一意见：石越应当拜观文殿大学士、枢密副使。

他们的理由都是相同的，而且非常有道理。

当年身为枢密副使的曹彬平江南，以功绩来说还在石越之上，但是宋太祖也没有封他为枢密使，只是赏钱，荫其子。而仁宗朝狄青平侬智高之乱，回朝后亦不过是枢密副使。后来议者以功太薄，终于封他为枢使，结果却间接害死了狄青。

所以，如果皇帝想为了石越好的话，枢密副使便是保全之意。

于是，赵顼采纳了他们的建议，拜石越观文殿大学士、枢密副使，赏钱四十万贯。

本来此事到此为止，是皆大欢喜的局面。皇帝不用担心石越名爵过甚，吕惠卿暂时将石越拦在了尚书省之外，文彦博、司马光认为保全了石越，而石越也避开了功高震主之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枢密副使与枢密使，也没甚么本质的区别。

然而，宋朝的事情不是由皇帝说了算的，也不是由宰相、枢密使说了算的。就算石越没有意见，满朝的大臣们，在野的士子们，却未必没有意见。

敕令颁布当天，为石越鸣不平的奏折便在通进银台司高高垒起；宋朝所有的报纸，也都不约而同地为石越叫屈。

更为过份的是，甚至还有人写信劝告文彦博与吕惠卿应当避位让贤。

文彦博把写给自己的这些信一笑之后，全部烧掉。但是吕惠卿却是一笑之后，恭恭敬敬地呈给了赵顼！

赵顼被彻底激怒了。

他将所有为石越叫屈的谏官全部贬出汴京，又以事涉军国机要为名，禁止报纸议论此事。然后连颁十余道诏书，把一些为石越说话的大臣骂了个狗血淋头。顷刻之间，许多的官员眼见风向不对，立刻摇身一变，开始攻击起石越来。一个“朋党”的罪名，眼见着就要扣在石越头上。

面对这样的局面，石越几乎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熙宁十四年五月起，直至熙宁十五年，七个月间，他只得一直闭门谢客。除了朝参之外，几乎足不出户，连枢密院的事情都不敢过问，更遑论什么“改土归流”！

好在赵顼并不是真的想把石越怎么样，加上文彦博、司马光等人百般维护，到了熙宁十五年正旦，皇帝又加石越太子太傅，他总算从这场风波中渐渐缓过来。但直至此时为止，石越依然只是一个挂名的枢密副使。对朝廷中事，不过是“备咨询”而已。

但是，其实一年以来，上表为石越鸣不平的声音，要求拜石越为相的声音，在朝在野，都始终不绝。特别是在大宋的民间，无论士民，对于石越，更是始终在为他抱屈。此时那歌妓所说的话，其中所指，看起来委婉，其实却是已经再直白不过了。

“只要莫说我家的狗头上生角便行了。”石越在心里叹息一声，历此一事，他对于狄青当年的那种惶恐体会甚深。以狄青之英雄，何至竟惊惧而死？难道狄青是贪生怕死的人么？他所担心的，是自己的家人挚亲罢了。因为自己而连累到自己的妻儿，若是曹操那样的枭雄，自然不值一提；但如狄青这样的英雄，却又岂能不惧？石越其实是早有思想准备的，但事到临头，还是觉得仿佛自己便如一片落叶，被狂风卷着，根本无法控制自己的命运。想着自己的抱负，想着苦心经营的一切，竟也常常感觉到彷徨与无力。

他不敢再由着这歌妓说下去，须知一个不小心传扬出去，一个“怨望”的罪名便逃不掉。当下笑道：“理这些事做甚，人生如朝露，转瞬即过，须得及时行乐。子瞻即将北行，某不才，便以此阙为子瞻饯行，”说着举箸击杯，高声歌道：“塞草烟光阔。渭水波声咽。春朝雨霁轻尘歇。征鞍发。指青青杨柳，又是轻攀折。动黯然、知有后会甚时节……”

苏轼谓然和道：“更尽一杯酒，歌一阕。叹人生，最难欢聚易离别。且莫辞沉醉，听取阳关彻。念故人、千里自此共明月。”

那歌伎细听二人歌声，说是离愁，却又不尽是离意，不禁得心中纳闷，手指无意间划过琵琶弦，只听“铮”的一声轻响，倒似特意这一曲配的一声意犹未尽的尾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