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肆伐西夏 第九节

“越岂是不知朝廷财用不足而妄启边衅者？相公为朝廷理财，其中难处，越焉能不知？凡官府取之于百姓者，无论是何种名目，皆不可轻易增加。何者？盖为后世计也。凡敛财之名目，增时容易去时难。今世百姓之所以困苦者，并非朝廷行一时之暴政而横征暴敛，实是自唐、五代以后，数百年间种种苛税慢慢累加之故。相公理财，抑开源而重节流，是深知此弊，而不忍苦万民也。然陕西战事一开，所耗钱粮亿万，朝廷财用捉襟见肘，便成必然之事。”石越动容的说着，态度十分的恳切。司马光亦频频点头，叹道：“朝廷有朝廷的难处，但是百姓更有百姓的难处。朝廷财用再拮据，亦只是一时，但利源一开，百姓之苦却是代代相传，无止无休。”

“正如相公所说。故此越亦深知，陕西与西夏的每次战争，功劳除了浴血奋战的将士，便是政事堂诸公。在国家财用如此拮据之时，连打数场大仗，而百姓不曾加赋，军费不曾亏欠，此真萧何不能过也。”石越再次恰到好处地拍了一下司马光的马屁，“虽则越以为对西夏有不得不战之势，但若无相公在内调度支持，越只恐真成误国之臣矣。”

司马光听到石越的赞誉，心中自是十分舒服。但似他这种方正君子，并非一两句话就可以让他飘飘然的。只不过石越既然如此表态，他便再有原则，也不能不略略缓和一下态度。“前事已矣，无论是对是错，都不必再多提。国库虽然耗费不少，但打了大胜仗，于国家朝廷总是好事。况且开战之事，归根结底，毕竟还是皇上的诏旨、枢府的命令，并非子明自专得了的。子明节度诸将，运筹帷幄，功亦不可没。清议中有指子明擅开边衅者，其实亦是偏激之辞。那种狂生之语，子明切不可太放在心中。眼下最要紧之事，毕竟还是接下来对西夏之方略。”他的话中隐含之意，其实还是对石越轻启战端不以为然。只是态度温和许多，而且明确表示赢了就好，以前的事情就不再计较了。

石越倒也不曾指望能让司马光完全支持自己那本来就有点冒险的行为。有这样的表态，他已经十分知足。当下微微一笑，道：“朝野清议，无论说什么，都是应当的。身居高位者，食朝廷之俸禄，受皇上之重托，寄百姓之厚望，凡谋事自当尽量谨慎周全。且理当受清议批评。清议之批评，虽然未必尽能公允，然亦不足深怪。不过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而已。”

对石越的态度，司马光颇觉意外，忍不住赞道：“子明胸怀，让人佩服。”

石越笑道：“此不过理所当然之事。若是清议尽能周详公允，朝廷何不请其入政事堂柄政，要我辈何用？况且天下之人，上至宰相，下至贩夫走卒，谁又能说自己平生之见识，决无错误疏忽？若是因为有错误疏忽便不能评议朝政，则天下之人，再无一人可以评议朝政者。清议固然有当与不当，然最终定其取舍者，在公卿尔。朝廷公卿，须当有容人之雅量，否则，窃以为不配着朱紫。”

司马光望着石越，点头道：“此言得矣。魏征言事，未必事事对，而唐太宗能容魏征，故有贞观之治。若我大宋，人君能容谏臣，而百官能容清议，则贞观不足道也。若以桑山长之言，实则士民评议朝政，是理所当然……”

石越毕竟没有读过《天命有司》，当下只是含笑望着司马光。宋朝本来就有不错的言论环境，而自从石越有意识的鼓吹言论出版之自由，报纸刊物之兴起，朝廷清议力量渐渐增强以后，虽然还有极少部分士大夫对开放舆论依然不以为然，甚至也有偏激的主张控制舆论的官员存在，但是宋朝绝大部分士大夫都开始渐渐接受言论自由之思想，毕竟这种思想的流行，对于士大夫阶层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尽管官员们不可避免的要受到自由言论的困扰，但是对士大夫这个阶层整体而言，他们却永远是话语权的掌握者。程颢甚至写了一篇流传甚广的文章，从上古到孔子，从先秦到五代，列举了许多的历史事实进行正反两面地分析，详细地阐述了言论自由的必要性、正确性。因此，对于司马光的这番话，石越并没有感到任何的意外。

但接下来司马光的话，却让石越大吃一惊。“……然则，《白水潭藏书总目》将子明的七书与《三代之治》列入经部，某以为还是孟浪了些……”

“什么？！”石越几乎怀疑自己听错了，瞪大了眼睛，不可思议地望着司马光，一脸的震惊。

司马光望着石越这副神色，想了想，终是忍不住问道：“难道子明竟不知道此事？”

“编撰《白水潭藏书总目》之事，伯淳先生与苏子由、唐毅夫都曾写信与我提过。但相公所说，却未免、未免……”饶是石越已见多识广，但这次还是没有从震惊中回过神来。

“《白水潭藏书总目》确是自《崇文总目》后一大盛事。其编修体例多有创新之举，将《尚书》、《乐经》归于子部、创格物之部，皆显示编者之见识。平心而论，既便将子明的七书与《三代之治》列入经部，亦并非没有道理。”司马光既是大臣，亦是当时顶尖的学者，他的话，自然相当有说服力，“《白水潭藏书总目》所录之书多出《崇文总目》近三千部。子明可知道这三千部书，多是什么书么？”

“这……我却是不知。”

“这多出来的书目。其约二千部，是前代已有之书，《崇文总目》漏录，而《白水潭藏书总目》有录；另约一千部，却是《崇文总目》以后出现的新书……”

“新书？！”石越再次感到震惊了。一千部新书！这是什么样的概念？《崇文总目》是宋仁宗时编撰的，距今不过只有几十年而已！当时著书，远不如后世之滥，在短短几十年内出现约千部新书，绝对是个骇人听闻的数字，几乎是不可思议的。

“正是。”司马光十分理解石越的心情，因为他自己最初知道这个情况的时候，也是一样的震憾，“约二千部的旧书之中，约有一半以上，可以归于子明你所创建之格物学，这些书本来为儒者所不采，散落各处，多半只余断卷残章，其得到重视，为目录书收录，是子明之功。而约千部新书当中，其中四成是儒学、道学以及佛经、道藏，一成是新译塞夷之书，另有五成，全是格物学之著作。其卷数虽然不多，然以书目而言，却甚是可观。所有此类之书，以及格物之学渐为学者所重视，此皆子明七书开创之功。故此，平心而论，七学列于经部，并不为过。至于《三代之治》，其言合圣人之心，二程皆以为可代《尚书》，入经部亦是众望所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