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安抚陕西 第八节（第2/5页）

李清知道这是梁乙埋故意拉开话题，当下也不说破，回道：“在下也曾听说过，据说是环州慕氏作乱。”

“嗯。环州慕氏有一支部族受梁乙兀感化，归附大夏。其首领率轻骑潜入渭州，袭击石越。此次袭击未果，徒然打草惊蛇，但是本相以为，石越必生报复之意。昨日静塞军司已接到东朝陕西路安抚使司文书，责问我们为何在讲宗岭筑城，用辞严峻，要求我朝立即停止修筑讲宗城。”梁乙埋轻松的口气中，竟带有几丝嘲弄之意。

嵬名荣与李清的脸色却立时严峻起来，李清正容说道：“国相，若不找个能让宋朝无言以对的借口，只怕此事未必能轻易善了。”

嵬名荣却略带牢骚的说道：“虽则石越对宋之重要，辽主多次提起，但是国相如此蛮干，却并非良策。与其派人行刺、袭击，不若用计杀之。”

梁乙埋听嵬名荣的话中，已近指责，顿时脸色沉了下来，冷冰冰的讥刺道：“老将军素称辽主英睿、萧佑丹多智，辽国君臣不能以计除之，莫非老将军又有何良策不成？大丈夫行事，岂能畏畏缩缩，只要宋朝抓不到证据，其奈我何？他若要侵我大夏，难道还怕找不到借口不成？”

嵬名荣这时才发觉自己所说之话，的确有点失于孟浪。虽被梁乙埋讥刺，脸上有点挂不住，但是毕竟此事关系到宋夏大局，他却不敢意气用事，当下讷讷正要说话，却一时无法措辞，正在为难，却听李清说道：“过去的事情，做都做了，无论是对是错都不重要。但是眼下之事，国相却切不可等闲视之。石越非等闲辈。”

“一书生济得甚事！”梁乙埋犹在恼怒当中，“本相所惧他的，是他能替宋帝整理朝政，担心他把陕西路变成杭州第二，那我大夏亡无日矣。若他弃长取短，要在马上与我大夏较一短长，我大夏可高枕无忧矣。”

“国相！”嵬名荣见梁乙埋如此，已是忧形于色，“石越不必如王韶亲自领兵，自古为贤君贤臣者，不在于一己之聪明，而在于知贤善用。若石越选贤用能，我大夏岂可轻视之？请国相好辞回报，必使其无话可说。便不能，亦当嘱咐守将，加强戒备。国相亦道石越必生报复之心，其若报复，首选之地，便在讲宗城！”

李清也说道：“老将军所言甚是。讲宗城是主上钦定要修筑的城寨，不容有失。现今守军不足两千，请国相在讲宗城附近增加驻军斥侯，以备非常。”

梁乙埋却不答话，转过身去望着野利济，板着脸问道：“野利将军，你要多少人马才能守住讲宗城？”

野利济正要说“至少五千”，抬起头来，忽然看到梁乙埋眼中慑人的寒光，心中一凛，连忙改口，硬着头皮说道：“有二千正军足矣。”

梁乙埋满意的笑了笑，道：“那便给你二千正军！”说罢，示威性望了嵬名荣一眼。

嵬名荣一阵苦笑，转过目光去看李清，不料李清也在看他，二人四目相交，相对苦笑，却说不出半句话来。

当天晚上，李清便借口有事，连夜离开了讲宗岭，跑到天都山去了。

渭州。

渭州位于丝绸之路西出陇右的咽候地带，居泾渭上游，前秦时所谓“平凉郡”便是。此地自古便是中华文明的中心城市，自古人材辈出，大宋朝的名相寇准，便是渭州人。渭州境内气候宜人，山川交错，河流纵横，物产丰富，虽然在大宋时成为对西夏战争的前线，其经济受到损害，但是自元昊之后，宋夏虽然冲突不断，但是总体来说，是二十余年无大战，因此渭州城内，亦颇见繁华。

此时，在渭州北郊柳湖，百泉阁。柳叶新裁。

“柳湖是蔡副枢密使为渭州太守时所开，引暖泉为湖，于湖畔遍植柳树，建此百泉阁，特为避暑胜地矣。”高遵裕笑容可掬的为石越介绍着柳湖的来历。

石越眉毛不易觉察的一皱，却没有说话。虽然蔡挺这种行为他并不赞赏，但是蔡挺是本朝名臣，镇守边境，颇受皇帝赞誉，石越不便批评。但是坐在下首相陪的包绶却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出言讥道：“蔡枢使道春风不度玉门关，今日一见，才知道不过是词人之言，这柳湖之上，真不知春风几度矣。”包绶新授崇信县丞，此时却是来拜谒长官渭州知州高遵裕，适逢其会。

高遵裕与蔡挺并无深交，但是听到包绶言谈之中，对上级颇有不敬之意，心下大是不乐。但是他敬包绶是名臣之后，且包公之名，震于羌中，当下便只淡淡说道：“包赞府在渭州呆久一点，便当知道渭州与中原之别。”他口中的“赞府”却是当时对县丞的别称。

包绶站起身来，拱手一礼，傲然道：“下官在崇信若有半句怨苦之言，便是愧对朝廷所托。崇信现在是中县，三年之后，崇信定当升格为上县！”

李丁文笑道：“前日到渭州，便听到一则故事。道包赞府上任日，孔目官来问家讳，包赞府厉声道：某无家讳，所讳者惟贪污虐民！孔目官悚然而退。一时崇信传为美谈，连渭州都在传颂。包赞府真是大有祖风。”

包绶忙欠身道：“包家代有祖训。所谓‘官讳’、‘私讳’，甚是无谓。来渭州之前，京师《汴京新闻》便正在讨论此事，桑长卿撰文道：胡瑗为仁宗讲《乾卦》，不曾讳‘贞’字，仁宗为之动色，胡瑗道‘临文不讳’；程颐亦道：仁宗时宫嫔为避讳，称正月为初月，蒸饼为炊饼，天下以为非。嫌名、旧名实不必讳。汉宣帝旧名病已，便不曾讳；汉平帝旧名亦不曾讳。欧阳发亦道家讳之非，且道本朝，富弼之父名言，富弼一样任右正言；韩绛之祖父名为韩保枢，韩家两代为枢密。故下官以为，避讳一事，并无必要。若你为官清正，为人正直，便不讳，人亦敬你；若你为人不正，为官贪鄙，纵不许百姓点灯，百姓心中，又何曾于你有半分敬意？！”

他这番话，说得席间诸人，尽皆动容。石越对于避讳一事，本来就非常的不感冒。当年吕惠卿还曾经在这件事上做文章，刁难白水潭学院。因此石越更加深恶痛绝。只是他知道礼法礼法，最为难惹，亦无暇来向这个弊端开战。只是私下里曾经告诉过程颢。不料到事隔多年，《汴京新闻》却突然在这件事情上放起炮来，并且还搜集了宋朝反对避讳的名人事实，来支持自己的论据，更是公然提出要皇帝不要避讳历代皇帝的嫌名与旧名，可以说是胆大包天。包绶即是白水潭的学生，当年包公亦反对避家讳，自然是身体力行。以《汴京新闻》与白水潭学院今时之日之影响力，石越虽然不在汴京，也可以想见京师士林受震憾的情形。他此时听在耳里，不免又是痛快，又是担心。但是对于包绶的话，他却是十分赞同的，当下便赞道：“慎文所言甚是。若要人敬服，不在这讳不讳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