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拓宽地平线（第2/3页）

1708年弗农上将跟随拜恩上将带领的舰队出行。这只舰队曾成功阻止詹姆斯二世党人远征队在苏格兰登陆，不过唯一一艘被俘舰艇中也有其成员。1708年晚些时候，弗农上将在牙买加的皇家港口（PortRoyal）海军基地，确信西班牙军队在海上不堪一击，这种信念在弗农上将的海军生涯中影响深远。作为一名政治家，弗农上将与辉格党之间的关系让他在安妮女王统治后期处于不利地位，但是乔治一世上台之后，弗农就时来运转，受到重用，成为出使土耳其的大使。在1718年至1720年与西班牙交战期间，弗农上将在牙买加指挥军队，与3艘西班牙战舰搏斗，但是他自己却从不参加舰队大战。

1722年，弗农上将进入康沃尔（Cornwall）的彭林（Penryn）小镇议会，这里是法尔茅斯（Falmouth）子爵控制的城镇之一。弗农上将是位强硬的辉格党人。1727年乔治一世去世后，弗农上将把对舰队的忠诚转移到新任国王乔治二世身上，从波罗的海打道回府。之后，弗农上将越来越直接地批评政府海军软弱无能。

在西印度群岛，霍希尔上将带领的海军大多数都死于热病，此时弗农上将认为没有必要封锁西班牙港口，直接进行袭击会简单许多。他还宣称自己只需300名海军就能拿下西班牙的波托贝洛贸易港。18世纪30年代，弗农上将大部分时间都花费在萨福克（Suffolk）的纳克顿（Nacton）庄园上，但是1738年西班牙再次挑起战争时，他仍然是好战人士眼中的将领首选：之前弗农上将已多次在西印度群岛指挥海战，非常熟悉那里的情况；作为司令官，他的精力也很充沛。众望所归，弗农上将被任命为海军中将，1739年11月他凭借6艘战船（而不是300名海军）拿下波托贝洛，成为民族英雄。

这次战役依然在西印度群岛，但是与托马斯·温特沃斯（ThomasWentworth）合作的海陆部队行动远不如以前顺利。起初，温特沃斯上将非常尊重弗农上将有海战经验；然而弗农上将没有与温特沃斯上将商量，就计划独自袭击古巴。与霍希尔上将的舰队遭遇一样，弗农的船员也感染了热病，不断有死讯传来。尽管如此，弗农上将也很少阻止他们上岸。

1742年末，弗农上将披甲归来，依然声名显赫，一时间无人能出其右。1745年发生叛乱，詹姆斯二世党人的支持者欲逃出佛兰德，弗农上将率领一支海军成功将其拦截，但是他与英国海军部的关系却不断恶化。弗农上将对许多海事政策都嗤之以鼻，指责舰船的设计不足，特别是臭名昭著的80门火炮船。坊间已经流传了数本由其署名的宣传册，但是弗农上将对自己是否参与撰写却并不表态。因此，毫无意外地，他被划出舰队司令名单之外。

在1757年去世以前，弗农上将一直都是议会中的活跃分子，但是海军已不会再重用他。他对很多事情的看法都是正确的，对海军优劣势的分析也相当到位，但是作为一名海军英雄，他曾经的辉煌在新人的闪耀下已经黯然；而他的浮夸作风也只会适得其反。

当查尔斯·爱德华·斯图亚特（CharlesEdwardStuart）王子想在苏格兰起兵，支持其父（被赶下台的詹姆斯二世之子）的复辟大业时，其智囊团曾好心劝阻，原因之一在于英国海军已经封锁了法国海岸。尽管如此，查尔斯仍一意孤行，于1745年7月扬帆起航。查尔斯一行只有两艘战舰，本就势单力薄，不想较大那艘还出师不利，很快便被皇家海军击败，被迫返航。因此，与查尔斯一道登陆苏格兰的人数很少，据传只有“7名莫伊达特人”。随着叛军势力的增长，海军部决定将科佩将军（GeneralCope）的军队从阿伯丁（Aberdeen）调往爱丁堡东部，但是部队在普雷斯顿潘斯（Prestonpans）被叛军歼灭。无独有偶，单桅帆船“冒险”号（Hazard）也在蒙特罗斯（Montrose）被逆党俘获。虽然偶有败绩，但是总体来说，海军的封锁策略是行之有效的。在海军的逼迫下，叛军只能向南部的内陆地区行进。越远离根据地，叛军越孤立无援，行至德比就只能无奈回撤。英军将叛军赶至苏格兰，1746年4月，停靠在因弗内斯（Inverness）岸边的“鲨鱼”号（Shark）便目睹了这场陆战：“中午时分，我们看见皇家陆军和叛军在距离因弗内斯东南方向3英里外的克里登沼泽处（ClydonMoor）交火……看见一队骑兵前来岸边，指挥船只前去打探消息：下午3点左右，船只回来，告诉骑兵皇家军队已经完胜叛军。”19二世党人在卡洛登（Culloden）大败，叛军也随之偃旗息鼓。

“查理王子”（BonniePrinceCharlie）乘乱逃遁，被海军四处通缉。追捕者中最难缠的当属约翰·弗尔格森上校（CaptainJohnFergusson）。弗尔格森自己也是苏格兰人，却坚定地反对詹姆斯党人。北尤伊斯特（NorthUist）的休·麦克唐纳（HughMacDonald）说，上校是“我所知道的追捕王子的人中决心最大的一位”。斯凯岛（Skye）的纳尼·麦克唐纳（NanieMacDonald）则认为上校“冷酷无情，铁石心肠”，“对于自己认定之事尤为固执不折”20。毫不夸张地说，他的追捕方式极其残酷。他“令一位名叫达尔林普尔（Dalrymple）的中尉在岸上处死政敌，将拉塞（Rasay）的房子付之一炬，整个小岛上除了两个小村落幸免于难，所有的屋舍、家具通通化为灰烬。据他们记录，被焚毁的房屋数量超过300间”21。弗尔格森的残暴行径并无助于他找到王子，却给苏格兰留下了苦涩的记忆。

相较于1588年和1688年来说，此时保卫新教已经不再是英国海军的首要任务，这一宗旨似乎都已经成为历史，难觅踪迹了。二世党人的叛乱渐已消弭，苏格兰的世家大族们也多顺从了汉诺威的统治。艾尔芬斯顿斯（Elphinstones）家就是如此，其子乔治（George）后来还成了海军上将，受封为基思勋爵（AdmiralLordKeith）。总之，殖民的竞争取代了宗教派别的斗争，成了日后战争的主因，社会革命也远比王朝更迭来得惊心动魄。

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中，皇家海军制止了奴隶贸易，这本是值得骄傲的功绩，但其初衷却并不磊落。当时，英国不过是为了捍卫自己在奴隶贸易中的合法份额。尽管战事未歇，奴隶贸易依然不减繁荣之态。仅1743年一年时间，英国38艘运奴船就贩卖奴隶近9000人，这一数据是1734这一和平时期的两倍。来自沃平（Wapping）的年轻人约翰·牛顿（JohnNewton），对于自己能够参与其中本满心欢喜，毕竟贸易背后有海军撑腰。在“阿盖尔公爵”号（DukeofArgyle）的航海日记中，他笔触冷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