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雅典（第4/12页）

然而，这条蛇能够满足于生活在卫城山顶之事足以被认为是一个奇迹。虽然这里是神圣的地方，但是几乎不能算作一个清静之所。年复一年，这里一直是大兴土木的工地。大约在公元前575年，人们修建了一条长达250英尺的石头梯道，一直通向古老城堡的门前，为通向顶峰提供了永久的阶梯。建筑工程进展飞速，在随后的几年中，锤打的声音从来没有停止。此前曾经一片混乱的废墟，现在被改造成为一座和希腊其他地方一样壮观的神庙。这里不仅大兴土木，而且任何大小、任何形象的雕像都被运送到山顶：其中有头发蜷曲如蜗牛壳，脸上带着嘲弄般笑容的青年男子像；有长发垂肩，面带笑容，身穿百褶长裙，衣衫贴体的少女像；有面色惨白的蛇发女妖，奔跑的骏马和咆哮的雄狮像。这些形象的特征可能不够鲜明，但是都明白无误地表现出受到神奇、典雅、富有、无敌、强大的东方王国的影响。简言之，在粗鄙的地方观念中，这些东西都非常美好甚至过分美好了。如今在雅典人的圣所中再也看不到丝毫粗鄙浅陋的偏见了。

阿提卡地区

除了一点，这些作品几乎没有一件是以雅典人的名义制作的。卫城上空的烟尘非但不是城市和谐的信号，反而传达了相反的消息。这里每一座建筑物都是不同部落奉献的礼物。毕竟，用建筑物装点城邦的天际线是“世袭贵族们”炫耀实力的最好方式。对于贵族来说，若要鹤立鸡群不仅得在政治方面出尽风头，还要效仿英雄们的时代模仿永生的神祇。特洛伊战争中的战士们得到的警示是：“成为最勇敢的人”。数百年之后，“成为最出色的人”17这样的信条仍然被贵胄们铭记在心。对于整个希腊世界的上层阶级来说，这句话是一个发自内心的宣言。这就是为什么宴会已经成为精英人士们普遍嗜好的标志性特点，但是到公元前7世纪的时候又形成了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特点——对体育运动的爱好：对毅力和技巧进行大规模的竞技，在竞技中，“黄金般的年轻人”矫健的身材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他们与其他贵胄伙伴为荣誉而比赛，公开竞争。确实，据说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第一位获胜者是位厨师，偶尔也会有某位牧羊人悄悄获得一次神话般的胜利，但大多数情况是，只有那些拥有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按照规则接受长达10个月的正式训练的人才能够取胜。到公元前6世纪上半叶，在奥林匹亚举行的比赛补充了其他各个节庆活动中的巡游环节，这样竞赛者们可以年复一年在路上锻炼身体，让皮肤变得黝黑，与希腊世界“精英中的精英”闲谈交流。公元前566年，就连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对奥林匹克运动会嗤之以鼻的雅典人也参与到这项比赛中来。在雅典城中，人们开始举办一项用来纪念雅典娜的大型节庆活动——泛雅典娜节，在这个节日中包含着一个奖励，同样也是一项荣誉，这就是一大瓮橄榄油。人们在卫城上制定了庞大的计划：修建两座运动员的纪念物，用来表彰“这个可爱的人”所赢得的“胜利和奇迹般的荣誉”18。

然而这些运动员并非到处都受到追捧，虽然到奥林匹亚比赛的人们可以自吹自擂，充满魅力，但是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的重甲步兵并不对他们感兴趣。最明显的就是性格从小被塑造成服从集体的斯巴达人，他们是希腊人中唯一开展集体项目的人，对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选手明显带有排斥情绪。其他地方如果有人第一次获得了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胜利，可能会获得表彰荣誉的纪念雕像，或者一笔奖金，甚至据说人们会拆掉一段本市的城墙“以体现拥有这样公民的城邦不需要堡垒”19。但是斯巴达人不会这样胡来，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城墙可以推倒。自然，由于他们的威望并不稳固，他们期待自己的选手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并赢得胜利，斯巴达庆祝比赛胜利的重大纪念活动会在运动员未曾回到家乡时举行。当运动员返回之后，他不会再获得更多的奖励，而是被安置在战场上最危险的位置——国王的正前方。

与众不同、与神相似的人物向来都会造成危险。在世间万物之中，有像奥林匹斯山一样高耸的佳境，其顶峰居住着众多神，山脚下生活着永远渴望登上更高地位的凡人。但是对人类来说，走得太远就非常危险。这危险不仅会让英雄们陷入困境，还会令他周围的人们——甚至他所在的城邦——走向毁灭。例如曾经抱有偏狭的地方观念的雅典人，他们对这项国际化体育赛事的怀疑态度，在奥林匹克运动会明星之一、“世袭贵族”库隆的命运中完全地表现出来。这位冠军头戴胜利者的橄榄枝桂冠回到家乡之后，渐渐变得狂妄自大起来，甚至产生了铤而走险的念头，公元前632年居然占据了卫城，宣称自己是雅典的统治者。这座受到羞辱的城市陷入了巷战。库隆和他的追随者们发现自己被围困在山顶，他们躲进神庙寻求庇护，在得到执政官自由通行的许诺之后从神谕所逃出，但是却在途中遭到人们的袭击，被石块打死。20这是一次自恃过高者终吞苦果的有力教训。

除了在那些风格比雅典更为现代的城邦之外，像库隆这样的人已经被证明是来自未来的先锋人物。公元前7世纪到前6世纪期间，希腊世界许多强大的城邦多多少少都落入了野心勃勃的强者控制之中，就连斯巴达这样向来与众不同的城邦也是如此。希腊人称这样的政体为“僭主统治”。对他们来说，这个词并不像英语中的“暴君”一样让我们产生对血腥的联想。事实上，从定义上来说，一名希腊的“僭主”必须拥有多数人的支持，而且他不能指望长期占有权力。他们总是热心于炫耀某些东西，例如出行仪仗、口号和公共工程。至少他需要向长期饱受派系斗争之苦的人们证明自己代表着稳定的政府。大多数人都能做到更好：例如佩里安德就是科林斯城一位广受赞誉的僭主，他与梭伦一样被人们纪念，作为完美政治家的典范，成为希腊七贤之一。^{[3]作为对国人们享有秩序和繁荣的回报，僭主自然可以为自己的利益做出一点破坏性的行为。他可以提出一定的非法要求，可以采用某些防备手段，可以进行监视：例如拥有护卫、限制自由言论、偶尔的深夜抓捕。}

当然，只有和僭主同样身为贵族的人才会在这样的屈辱面前痛苦地退缩。我们可以想象，对于贵族来说，没什么比忍受僭主统治更大的痛苦了：这相当于年复一年地看着同一位冠军赢得所有的比赛。无怪乎墨伽克勒斯这位当年将库隆及其跟随他从神庙中被骗出受死的执政官甘愿承担渎神的罪过——因为他是阿克迈翁家族的族长，这个家族是雅典众部落中最大的家族之一，是古代国王的后裔，这个自豪而抱负深远的家族显然不能容忍成为他人的奴仆。显然，他和他的家族为此遭受的惩罚是非常可怕的。即便是为了捍卫自由，像墨伽克勒斯这样犯下渎神之罪的人也不容易得到饶恕。阿克迈翁家族疯狂地将此事拖延了长达30年之久，最终被送上了法庭；大约在公元前600年，墨伽克勒斯的部族全部被判永久流放，21其祖先早已腐朽的遗骨也被从坟墓中挖出，抛弃到城市界限之外。阿克迈翁家族成了一个受到诅咒的家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