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 济（第2/10页）

可是巴西——更确切地说，是当时已经得到开发的沿海地区——并没有这种产品。这块土地若想为欧洲经济做出贡献，就必须先接受欧洲的贡献。所有的作物若想繁荣生长，也必须先引进过来。除此之外，还有一样必不可少的肥料，那就是人。从巴西生活的最初一刻开始，殖民者便扮演了最富活力的角色，成为了必需品种的必需品。他们引进什么，巴西便生产什么。然而无论是作物还是人力，欧洲向新大陆投入的一切，都收到了千百倍的回报。东方有无尽的财富可以掠取，巴西却给葡萄牙带来了难题——要想在毫无组织的新大陆上殖民，首先要有足够的投资。

葡萄牙人尝试移栽的第一批作物是从佛得角带来的甘蔗。这次尝试立即取得了巨大成功，因为巴西的自然环境为甘蔗生长提供了一切条件。对于一个没有组织的国家来说，甘蔗简直是最理想的作物，因为它的生长丰收几乎不需要人工干预，对经验技术的要求也少之又少。只要将它栽在地上，它便在那里生长；不需要任何照料，它的直径就能达到两英寸。待到成熟之后，只需用最简单的方式就能榨出珍贵的汁液。将两根圆木并排放置，并在上面安装一根横杆。将甘蔗放在两根圆木之间，再找两个奴隶——因为一头牛要花很多钱——推着横杆不停地走，带动圆木不断转动，直到将最后一滴甘蔗汁榨尽。将这种混浊的黏性汁液慢慢加热沸腾，使其中水气蒸腾出来，就会成为糖块。蔗糖渣也能物尽其用，将它同叶子一起焚烧，作为滋养土壤的肥料。这种原始的榨汁方式经过多次改进，很快便有人将蔗糖作坊建在水边，以便用水流代替人力。但是无论采用什么方式，蔗糖生产的过程之简单、利润之丰厚都超过了人们的想象。奴隶们榨出的蔗糖很快就变成了金子。从十字军东征开始，欧洲第一次接触到东方的高雅与文明。他们之所以对东方如此向往，一方面是为了令人振奋的香料，一方面是因为那里的珍馐。随着商业的繁荣发展，斯巴达人朴素单调的饮食已经不能满足欧洲人的胃口，他们开始寻求更丰富的口感与更精致的享受。在那之前，只有蜂蜜才能提供些许甜味，如今已经不能使人满足。自从品尝过蔗糖之后，人们都变成了被宠坏的孩子，对这种美食的需求越来越高。由于直到三百年后的大陆封锁时期才开始从甜菜中提取糖分，此时的欧洲人只有到遥远的大陆寻求这种奢侈的产品。商人们面对不断增长的顾客群体，愿意以任何价格收购。巴西就这样一下子成为了全球市场上的重要角色。这种原始的蔗糖生产成本几乎为零，因为土地资源完全免费，种植也丝毫不费力气，作坊里的奴隶又是最廉价的动物。蔗糖生产的利润飞速增长，为巴西——更确切地说，是为葡萄牙——创造了大量财富。蔗糖的产量每天都在增加；在这三个世纪里，巴西的垄断地位从未动摇。要想知道巴西的出口量究竟有多大，我们可以看一个例子——在某几年里，巴西一共出口了价值三百万英镑的蔗糖，比英国在同一时期的出口总值还多。直到十八世纪末，蔗糖的利润才慢慢降下来。因为巴西的产量过高，才最终将“白色黄金”的定价权让给了买方。这是所有殖民地商品的共同命运。无论辣椒还是茶叶，开始的时候都“物以稀为贵”，最终也都因为生产过剩变成了家常便饭。从甜菜中提取糖分的方法给了蔗糖产业最后一击，不过那时它已经出色地完成了在巴西经济史上的任务。最主要的产品衰落了，巴西经济却并未因此停滞不前，因为这里已经发展起了其他产业。从旧世界带来的甘蔗用它们纤细的腰杆支撑着巴西，在三百年的时光里，巴西不断发展壮大，已经能够脱离这一产品的支撑，独自沿着自己的道路前进。

蔗糖生产开始之后，很快便有了第二种出口产品——烟草。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同第一种产品非常相似，同样用于满足欧洲人的恶习。早在哥伦布到达美洲时就看到过土著人吸烟，后来的航海者则将这个习惯带回了祖国。欧洲人最初觉得咀嚼烟草、抽食烟叶或者吸食烟粉都是野蛮人的习惯；水手们嘲笑那些嚼食烟草的人，对他们吐出的肮脏汁水嗤之以鼻。少数吸烟者用烟斗来营造烟雾氛围，也会引来疯子般的嘲笑；而在上层社会，尤其在宫廷中，吸烟更是绝对禁止。欧洲人迷上烟草并非出于享受或者模仿，而是因为恐惧。在那些最可怕的日子里，瘟疫席卷了欧洲各个城市。那时的人们不会想到细菌感染，但却相信“以毒攻毒”，相信不断地吸烟才是抗击感染的最佳方式。尽管瘟疫结束之后，恐惧也随之消失，可烟草却像白兰地一样，由药品变成了习惯，令人欲罢不能。欧洲对烟草的需求量逐年上升，巴西也成为最大的原产地。这里的烟草如野草般生长，却有着最上乘的质量。烟草同它的兄弟蔗糖一样，一点关心都不需要。只要将烟叶从上面拽下来，晾干卷起之后送到船上，这种一文不值的东西便摇身成为价值连城的商品。

蔗糖、烟草以及同样为了满足欧洲口味但规模稍小一些的可可，是十八世纪之前巴西经济的三大支柱。在欧洲人学会棉纺织技术之后，便又增加了第四大支柱。棉花是巴西的土著作物，生产在亚马逊丛林及其他区域。但是巴西的土著人不像阿兹特克或秘鲁人那样拥有文明，也不懂得任何纺织技术；仅仅在战争时期，他们会将棉花放在箭上，用来点燃敌人的住所，而在马兰尼昂地区，棉花则是一种特殊的货币。开始的时候连欧洲人也不了解棉花的作用；尽管哥伦布曾向西班牙带回过几朵棉花，却没人知道它作为纺织材料的重要性。而巴西的耶稣会士却早在1549年就已经知道棉花的用途，并且开始教授土著村庄纺织技术，这一定是得益于墨西哥的消息。但是直到纺织机器发明以后（1770—1773），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始，棉花的商业价值才真正凸显出来。

从十八世纪末期开始，棉花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出售的价格也越来越高。其中最大的买家就是英国，那里有一百万人从事纺织工业。曾经在亚马逊丛林里自由生长的棉花也被系统化地移植到农田里，十九世纪时的出口量已经达到了巴西出口总额的一半。在这个巴西经济快速变革的时期，是它维持了巴西贸易的平衡，弥补了蔗糖价格下滑所造成的影响。

蔗糖、烟草、可可、棉花，所有这些产品都作为原材料销往国外；若想建立起自由完善的工业结构，巴西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巴西的一切经济活动仅限于种植、收获，仅限于装载所谓的“殖民地产品”，仅限于单纯依靠劳动力的初级产业。在这片土地上，人类成为最不可或缺的资源，比所有的自然物质都要宝贵。因此有越来越多的人进口到巴西。这也许是巴西经济史上最重要的特点，因为无论在哪一个历史阶段，经济发展的动力资源都不得不依赖进口——最初的几个世纪是人力，十九世纪时变成了煤炭，现在则是石油。在历史初期，人们自然倾向于寻求最廉价的能源。殖民者们先是希望将土著人变为奴隶。然而由于他们纤弱的身体构造，根本无法承受繁重的劳动，耶稣会士又不断向宫廷呼吁，请求对土著人口进行保护。因此从1549年开始，非洲的“黑色象牙”便不断运往巴西。那些恐怖的货船被称为“灵柩”，因为船上的黑人们手脚被缚，有一半人都会在途中丧生。每一个月甚至每一个星期，都会有一批黑人被运往巴西，他们是活着的原材料。通过这种血腥的运输方式，三个世纪里巴西至少进口了三百万黑人，占到了新大陆进口总数的十分之三。确切的数字我们无法知晓（也有人说一共进口了四百多万黑奴），因为在1890年，鲁伊·巴尔博萨(4)为了废除这一恶行，下令烧毁了所有与奴隶制相关的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