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戊戌政变（第4/6页）

“这种人君当然例外。”

“这就是说，你宣传的理论有例外。”

“如果人君有，我的理论就有。”

“好了，光绪皇帝是人君，我就问你这么一句，你坦白说，他是不是人君里的例外？”

“皇上是。”

“皇上为什么是？”

“皇上在变法维新前已经做了二十四年皇帝，他不变法，他还是皇帝，并且在老太婆和满洲人面前，做皇帝做得更稳更神气。皇上变法，不是为他自己，是为国家。”

“皇上为变法冒了大险，他很可能因变法送了命。他如果死了，是道道地地的人君为社稷死、为国家死，是不是？”

“是。”

“那就是了。那我就没有猜错。”

“没猜错什么？”

“没猜错你除了‘死事’以外，另外不想活的原因是‘死君’。你怎么说？你决心一死，死的原因除了事的成分以外，还有人的成分，人的成分就有皇上的成分，皇上就是君呵！”

“你的推论，我仔细想了一下，也不是没道理，至少皇上死了以后、我死了以后，在人们眼里，我无可避免的是‘死君’，至少‘死君’的成分多于‘死事’。这原因一来是中国历史上大多都是‘死君’，而不知道‘死事’，所以皇上一死我一死，人们就很自然地认定这是‘死君’。另一个原因是‘死事’的主张根本不普遍，将来纵有人读我的书，也属于少数知识分子，这种主张在中国，简直也没被明确地宣传过，所以皇上一死我一死，人们就更会很自然地认定这是‘死君’了。所以，从形式上看，我死了，可能还得不到多少‘死事’之名呢。”

“这原因，主要是因为有了光绪，光绪是皇帝，他的名字太响了。你跟他一起变法、一起殉道，你却另有死的原因，这在人们心中，是很难成立的——你的目的，都被他吸走了。所以你的‘死君’行为，一定成立；‘死事’行为，反可能被埋没了。”

“并且，更糟的是，在革命党的眼中，甚至还解释成我为满洲人而死，我还是汉奸呢！”

“奸不奸要时间来证明，在满洲人眼中，皇上又何尝不是满奸，他如死了，在满洲人眼中，又何尝不是为汉人而死？”

“谈到满汉问题，真是一个叫人痛苦的问题，我已决心一死，死而无憾，唯一于心耿耿的，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我始终没能说服大刀王五他们一帮兄弟。”

“那该是时间问题，你说服的时间不够。大刀王五他们是粗线条的人，粗线条的人属于下愚，唯上智与下愚最难移。”

“我看不是时间不够，而是别的原因。你说他们是下愚，是对的，改变上智可以用思想用嘴；改变下愚我感到用思想用嘴是不够的，得用别的。关于满汉问题，我同他们反反复复说了多少次，他们总是听不进去。我知道他们也很痛苦，因为他们太相信我了，而我最后不但肯定了该跟满洲人合作救中国，竟还跟满洲皇帝搭上了线搞合作，变化太大了，他们简直难以适应。”

“最后呢？”

“最后我不再使他们痛苦了，我决定大家先不见面，决定用别的方法。”

“你一出去，还见他们吗？”

“我看不必了。”

“如果有时间呢？”

“有时间也不会有好机会。我一定被注意了，这时候跟他们会面，会连累他们。”

“如果你刚才所说，你除了证明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开始，你愿流血这一点以外，你决心一死，还证明了什么？还会不会证明了别的出来？”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善是什么？善是一种功德、一种坦白。我可以告诉你我心底的话，我这一死，我在声名上，会被分尸。”

“分尸？你是说——”

“我是说我的‘死事’会有多重的意义、多种的解释。你到海外以后，会同所有维新党举出我是维新的烈士，说我为维新走了一大步、走了最光荣的第一步，变法开始了，中国人民必须踏着谭嗣同的血前进。”

“是，我是要这样说，因为这是真的。”

“真的？真的在革命党眼里，就不再真。他们会说：看吧，还妄想和满洲鞑子搞变法吗？连在满洲皇帝前面得了君，你们都行不了道，都要被老太婆翻掌一扑，所有什么新政，都烟消云散，人人头挂高竿，还妄想与虎谋皮吗？死了心吧，这就是谭嗣同血的教训，血淋淋地证明了中国前途只有一条路，就是革命，可别再妄想走改良的路了！想想看，卓如，有没有这种可能？我一死，反倒帮了革命党？如果这样，我的声名岂不被双方来抢，给分尸了？”

“我倒没朝这个方面想过，经你这么一说，那你到底该不该这么牺牲掉，倒真要再考虑、再考虑。”

“我早考虑过了。”

“你还是要走绝路？”

“这不是绝路，这是生路、这是永生的路。”

“你用死来证明生？”

“有什么不好？卓如，刚才我告诉了你，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来这里并不是来做感情的诀别，而是交给你稿本，告诉你我心底的话。如果纯粹做感情的诀别，我不会来，这也就是我离开这里以后，到我死前，我不想再见大刀王五他们的原因之一。我来这里找你梁卓如，因为你我之间有特殊因缘，你有大慧根，能够了解我，也能够了解我不能了解的，也了解康先生，也了解并且不断了解中国的前途、中国的路。现在，我告诉你，我死了，人人知道我为变法而死，不错，我是为变法而死，但为变法我也可以不死，不死也有不死的价值和理由，我也相信这种价值、这种理由，所以我赞成你不死，你走。但我为什么要死？孟子说：‘可以死，可以无死，死，伤勇。’我为什么‘伤勇’而死？为什么？因为我有另一个想死的原因，这原因几年来，一直像梦一样缠着我，使我矛盾、使我难以自圆、使我无法解脱，这个缠着我的梦，就是革命。有多少次、多少次，我认为中国的路是这一条、是革命这一条，而不是改良这一条，是别人走的革命这一条，而不是我自己走的改良这一条。有多少次，这个梦在我心里冒出来；有多少次，我用力把这个梦压下去、压下去。我到北京来以前，我云游名山大川，结交五湖四海，我的成分是革命的多、改良的少，直到我看了康先生的书，听说你们的活动，遇到了你，我才决心走这条改良的路。现在，改良已走到这样子，我有一种冲动，想用一死来证明给革命党看、给那些从事革命而跟我分道扬镳的朋友看，看，你们是对的，我错了。从今以后，想救中国，只有一条路，就是革命。我倒在路上，用一死告诉后来的人：不要往这路上走，此路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