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版引言

《李敖五十年唯一自选集》横渡海峡,先于本人来归大陆,在这云水阻隔几近半个世纪,必将统一而尚未统一的时期,对于两岸思想、文化、心灵的交流,无疑有着特殊的意味。深情的哲人早有感慨:“自然,人类最好是彼此不隔膜,相关心。然而最平正的道路,却只有用文艺来沟通,可惜走这条道路的人又少得很。”何况海峡两岸是固有的血脉,同根同源的文化,本应有更多的作者、编者、读者来走沟通的道路的。

李敖,一个个性卓异的知识分子,一个大有学问的作家,用他狂放恣肆,百无禁忌,言必有据的文字,震动台湾,名噪一时。

这是一定的,在像台湾那样一个禁锢得像罐头的专制制度中,知识分子要喊出独异的心声,必然遭到执政者的打击。1971年,国民党挟恨陷害,将李敖逮捕下狱,以“叛乱罪”的恶法判刑十年。待到蒋介石死亡,李敖才获得减刑出狱。李敖用生命赢得了搅醒社会的功效。代价是追不回来的青春,自然无比巨大。

这也是一定的,“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很少有的”。专制、酷刑从来没有阻挡志士仁人和求生存的群众前仆后继。非人间能忍受的苦楚,锻炼着坚贞者的情操。李敖出狱后,更坚定更飞扬地走自己的路:他认为“第一流知识分子影响政治而不涉足政治”的路,用“是非挂帅”的原则,“历史是不讲感情的,讲感情便不是真历史”的理性,“一切就是要公开”的态度,研究和批判国民党、“党外”、民进党,为台湾的现代化,为中国的统一,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革新而继续创作。

1995年,台湾荣泉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了《李敖五十年唯一自选集》,计二十册,这是他前半生苦斗的记录,可是李敖已然感叹:“我怀疑还有多少人配读李敖的文章了。”他认为“政治上的松绑并不等于世道人心上的解禁。在许多方面,世道人心已被多年辐射而污染,读者其实比以前还浑蛋,品味能力也已大坏”。他认为“现今台湾的知识分子都是在集体逃避现实,虽然这些知识分子在专家的部分,也许有相当成就,可是他们所走的大方向错误,这是很可怕的”。其实,作为文章,比起“配读”与否来,更根本的还在于人们值不值得去读。

李敖生在大陆,根在大陆,启蒙在大陆,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才随父母“应变”去到台湾;成长在台湾,成就在台湾。姑无论李敖自信自己是“真正大陆型的知识分子”,“并不只台湾出了个李敖,而是中国出了个李敖”,根本还在文化。台湾和大陆是同根同源的文化,两岸有着同样的历史传统,近现代承受着同样悲惨的命运,如今同样在为现代化而挣扎、而拼搏、而奋斗。中国要争存于世界各民族之林,“根底在人”。人创造文化,文化又创造人,这是新时代的血脉。这才是台湾和大陆、李敖和我们无法分离的纽带。这也是《李敖五十年唯一自选集》出大陆版的特殊意蕴。

李敖是值得一读的:不仅台湾,而且大陆;不仅现在,而且可见的将来。

这是因为李敖充分关注文化问题,把握着中国一百五十多年来社会转型的这个枢纽。他不仅作《传统下的独白》、《独白下的传统》,不仅作《中国性研究》、《中国命研究》,在他笔下,无论历史、思想、法律、道德、教育、政治与人物,无不聚焦于文化,揭示其中的文化内涵、文化性质与文化品位。李敖从不空谈,每一个问题都引征大量的历史文献或文字资料,有时达到“资料轰炸”的地步。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他的结论,你决不能无视他提出的证据,甚至正是这些资料将推动你重新思考他提出的问题。李敖又决不死守书本,埋头于故纸堆中。他把现实社会中人们现有的思想作为思想资料加以分析、研究,并给予辛辣的抨击,于是他引征的历史资料与现实的活思想相结合,显示出生动活泼的生命力。李敖的文章风行一时,能够激发青年读者的狂热,争相阅读,这是一大关键。

李敖充分关注文化,活的文化,出于一种坚信,他说:“有一个问题紧逼着我们,那就是文化思想上的困惑。这个问题我们没有理由说它是一个暂时不足论的问题,它比政治的问题、军事的问题、经济的问题都显得永恒而基本,并且无法用特殊环境做口实来拖延它应有的答案。”

这是事实。人从动物进化而来,人之成为人,伴随着生物学意义的进化产生了心智,出现了智人,也即现代人,于是产生了文化。人类的一种生存方式形成一种文化,一种文化又规范一种生存方式。文化即人化,也即所以化人。生产力可以发展,经济可以从游牧到畜牧、到农业、到工业、到信息时代,决定人们生存方式的根本观念即文化的根本内涵可以基本不变;政权可以嬗变,朝代可以改换,人们生存的方式即根本的人与人的关系可以基本不变;也即文化的根本内涵基本不变。一部二十四史,一部世界史,充分展现了这样的事实。当文化的根本内涵出现革新,人们的生存方式发生根本改变,人成为新人,政治成为新的政治,社会成为新的社会,这才是新的境界,新的人间,新的世界。

世界归根到底是青年们的。他们如果没有被暮气沉沉的文化所污染,或已经从暮气沉沉的文化中惊醒起来,天生朝气蓬勃,富有青春活力,要追求新的生活,要创造新的生存方式。1961年,一个台湾大学的学生,发表《老年人和棒子》,抨击统治台湾的“老年人”拿的是一根“莫须有的棒子”、“落了伍的棒子”、“不放手的棒子”,呼唤着社会的年轻化。这立刻激发青年人的躁动和老年人的愤慨,展开了一场笔仗。因为他触动了社会的神经,击中了“老年政治”的要害。这个青年就是李敖。

紧跟着第二年,在台湾爆发了中西文化论战。李敖的《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再次成为论战的中心。李敖笔下堆积的史料如《纪翠绫该生在什么时候?》和无所顾忌的笔锋如《论“处女膜整形”》,使求新者欢呼雀跃,而守旧者痛心疾首。李敖名声大震,几成青年们的偶像。

在台湾爆发的这场中西文化论战,实在是全中国的一个古老话题,一场纠缠不休、常战常新的论争,至少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就已经开始了。1898年张之洞发表《劝学篇》,提出“旧学为体,西学为用”;一百年来“体”、“用”之争,至今不绝。大体计算,真可谓七八年来一次了。虽然名目不同,但框架未变。虽然也有变化,有发展,但本末不清,病根未除。一方是国粹论,中西互补论,中国本位论,21世纪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世纪论,万变不离其宗的儒学;一方是中体西用论,西化论,全盘西化论,西体中用论,充分世界化论,充分现代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