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 3 冰冷的和平 第二十三章 1947年，莫斯科（第3/4页）

沃洛佳惊奇地问：“那就是真的了？”他心中的某一部分仍然希望否定这个传闻。

“列夫做了他那种男人经常会做的事情，”卡捷琳娜说，“他让我怀了孕，然后离开了我。”

“这么说列夫才是我的父亲，”沃洛佳看着格雷戈里说。“你只是我的伯父！”他觉得脚下的地在摇，自己似乎都快跌倒了，周围像是发生了一场地震。

卓娅站在沃洛佳的椅子旁边，把手按在他的肩膀上，似乎在使他平静，也可能是不让他发作。

卡捷琳娜说：“格雷戈里做了他这种男人常会做的事情：代替弟弟照料我。他爱我，他娶了我，还供养我和我的孩子。”她坐在沙发上握着格雷戈里的手说：“本来没想嫁给他，我也配不上他，但是上帝把我许给了他。”

格雷戈里说：“我担心这一天的来临，从你出生那天起我就在担心了。”

沃洛佳说：“那你为什么要保密呢？你为什么不说出事实呢？”

格雷戈里哽咽了，他泣不成声：“我无法对你说我不是你的父亲，我爱你。”

卡捷琳娜说：“亲爱的儿子，我来跟你说。你给我听好了，我不在乎你以后是不是还会听我的话，但这次一定要听。忘了美国那个引诱了傻女孩的陌生人，好好看看眼前这个满脸是泪的男人，这才是你要珍惜的人，这才是你的爸爸啊！”

沃洛佳看着格雷戈里，格雷戈里脸上乞求的表情打动了他的心扉。

卡捷琳娜又说：“这个男人给你吃饭，给你穿衣，无怨无悔地爱了你整整三十多年。如果父亲意味着这一切，那他就是你的父亲。”

“是的，”沃洛佳说，“我知道这个。”

劳埃德·威廉姆斯和厄尼·贝文交往得非常愉快。尽管年纪相差很大，但他们具有很多的共同点。在四天穿越白雪皑皑的欧洲大陆的火车行程中，劳埃德偷偷地告诉贝文，他和贝文一样，也是个女仆的私生子。他们都积极反共：劳埃德是因为他在西班牙的经历，贝文是因为看够了工会中共产党员的种种伎俩。“他们是克里姆林宫的奴隶，却是其他所有人的暴君。”贝文说，劳埃德很清楚他说的是什么意思。

劳埃德就是没办法喜欢上总像是出门前才匆匆套上衣服的格雷格·别斯科夫，格雷格的衣服纽扣总有几颗没有扣好，领子总是耷拉着，有时甚至连鞋带都没系。格雷格很精明，劳埃德试图对他建立好感，但又觉得格雷格在随意的姿态下隐藏着一种冷酷。黛西说列夫·别斯科夫是个强盗，劳埃德觉得格雷格也有同样的天性。

贝文很快把话题转移到德国的问题上，“你觉得他的话能代表马歇尔的意思吗？”外交部长用西部农村的口音问。

“他说不是马歇尔的意思，”劳埃德回答道。“你觉得这法子会有效果吗？”

“我觉得这是我在该死的莫斯科过的三个星期里听到的最好的主意。如果他是认真的，安排个非正式的午餐，我们这边就你和我参加，他们那边让他和马歇尔一起来。”

“我马上去办。”

“其他人谁都不许说。我们不希望苏联人听到风声。他们会说我们背着他们在搞阴谋诡计，事实也确是如此。”

第二天，他们在美国驻苏联大使馆见面了。大使馆位于斯帕索皮斯卡广场十号，这栋革命前修建的新古典主义别墅十分豪华。马歇尔又高又瘦，活脱脱一个军人。贝文圆滚滚的，近视，嘴角常叼着香烟，但两人都是开诚布公的人，一见面就热络起来了。贝文曾经在斯大林一篇极不绅士的演讲中遭到过谴责，这正是对一个外交部长的最好的奖赏。马歇尔也曾和斯大林针锋相对过。在油漆屋顶和枝形吊灯下，两个斯大林的对头研究起如何在没有苏联帮助的情况下复兴德国的计划来。

他们很快在最基本的原则上达成了共识：建立新的货币，把英占区和美占区合并在一起——可能的话，把法占区也加入进来；西德的非军事化；民主选举；穿越太平洋的新型军事同盟。讨论完以后贝文突然唐突地说：“你们应该知道，所有这些都不会起作用的。”

马歇尔吃了一惊。“我不明白，既然不起作用，我们还坐在这儿讨论干吗？”他一针见血地指出。

“欧洲在不断衰落。如果老百姓都吃不饱的话，我们的目的很难实现。对付共产主义的最好办法是让老百姓富裕起来。斯大林知道这一点——所以他希望德国一直贫困下去。”

“我知道。”

“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对德国进行重建。但我们不可能空手重建德国。我们需要拖拉机、车床、挖土机、车辆——这些我们现在没钱买。”

马歇尔知道他要说什么了。“美国不愿对欧洲再施舍了。”

“我明白，但一定有办法让美国借钱给我们，让我们购买美国生产的机械设备。”

会谈中止了一阵子。

马歇尔不喜欢废话，这阵沉默却出乎意料的长。

最后，他终于说话了：“你说得很有道理，我看看有什么办法。”

外长会议持续了六个星期。启程回国的时候，外长们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一岁时，伊娃·威廉姆斯开始长臼齿。伊娃的其他牙齿都长得很顺利，这几颗臼齿却一直在发炎。劳埃德和黛西什么都帮不了她。伊娃很可怜，她牙齿疼得无法睡觉，这样一来，劳埃德和黛西也无法睡觉，他们同样很可怜。

黛西有很多钱，但他们住得却很普通。他们在劳埃德的霍克斯顿选区买了一幢联排房屋，邻居是一个商店店主和一个建筑商。他们买了辆最高时速为六十英里的莫里斯八座车。黛西仍旧喜欢买漂亮衣服，劳埃德却只有三件外套：一件晚礼服，一件去下议院穿的条纹西服，周末见选民时穿的呢子大衣。

一天晚上，劳埃德穿着睡衣，一边摇伊娃睡觉，一边翻看着《生活》杂志。他看见杂志上登着莫斯科拍摄的一张令人印象深刻的照片。照片拍的是莫斯科街道上一个包着头巾，大衣上连着个包裹形状东西的老妇，她脸上都是皱纹，正在街上铲雪。光线打在她脸上的方式给人出生一种永恒的感觉，似乎她已经在那一千年了似的。他找到了照片的拍摄者，发现照片的拍摄者是他在外长会议期间遇见过的伍迪·杜瓦。

电话铃响了。他拿起电话，听见了厄尼·贝文的声音。“打开无线电，”贝文说，“马歇尔在发表演讲。”没等劳埃德说话，他就挂上了电话。

劳埃德抱着伊娃下楼到了客厅，然后打开了收音机。这档节目是英国广播公司记者莱昂纳德·米亚尔播报的《美国评论》，此时莱昂纳德正从马萨诸塞州的哈佛大学发来报道。“国务卿告诉这里的校友们，欧洲的重建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付出比当初预见的更为艰巨的努力。”米亚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