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 2 流血的季节 第八章 1941年，柏林（第4/22页）

卡拉才不相信呢：“医院工作的打字员总该知道阑尾是什么吧。”

埃里克愤怒地说：“你老爱把个人的悲剧当作攻击当局的手段！”

“你们都给我安静点。”沃尔特说。

卡拉和埃里克把视线集中在父亲身上。沃尔特换了种口气。“埃里克也许是对的，”他说，“如果是人为错误的话，医院也许乐意回答我们的问题，给出库尔特和阿克谢尔死亡的更多细节。”

“他们自然会乐意。”埃里克说。

沃尔特说：“如果卡拉是对的话，他们会拒绝我们的提问，对信息进行保密，以这些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不合法为由威胁他们的父母。”

听到这话，埃里克的脸色似乎有些难看。

半小时之前，沃尔特没有一点精神。现在，他却重新充满了斗志。“开始提问以后，真相就会渐渐浮出水面了。”

卡拉说：“我这就去见弗里达。”

茉黛问她：“今天不用去上班吗？”

“今天我值晚班。”

卡拉打电话给弗里达，告诉弗里达库尔特也已经死了，说想和她讨论讨论这件事情。她穿上大衣，戴上帽子和手套，推着自行车出了门。她骑得飞快，只用十五分钟就骑到了弗兰克家在勋伯格区的别墅。

管家为她开门，告诉她一家人都在餐厅里。卡拉一走进餐厅，弗里达的父亲路德维希·弗兰克就对她喊：“万湖保育院的人是如何对你说的？”

卡拉不太喜欢路德维希。路德维希是个目空一切的右翼分子，原先一直很支持纳粹。但也许他已经改变了观点：很多生意人已经不再那么支持纳粹了，但因为不想惹恼纳粹，他们一直保持着不卑不亢的态度。

卡拉没有立刻回答。她坐在桌子旁边，看着弗兰克一家的路德维希、莫妮卡、沃纳、弗里达以及在他们身后忙这忙那的管家。她整理了一下思绪。

“孩子，快回答我啊！”路德维希说。他愤怒地挥舞着手中的信，这封信看上去和艾达收到的那封非常像。

莫妮卡把手按在丈夫的手臂上。“鲁迪，少安毋躁。”

“我就是想知道！”他说。

卡拉看着他涨红的脸和黑色的小胡子。看得出，路德维希的确很痛苦。换作别的场合，卡拉一定会拒绝和态度如此粗暴的人说话。但路德维希如此粗鲁是有原因的，卡拉决定不去计较。“保育院院长威尔里希教授告诉我们，他说针对库尔特的情况找到了一种新的治疗方法。”

“他也是这样告诉我们的，”路德维希说，“知道是什么治疗方法吗？”

“我问了这个问题。他说说了我也听不懂。我咬住这个问题不放，他说这种疗法涉及某种新药，但不肯透露过多的情况。弗兰克先生，可以让我看看你们收到的信吗？”

路德维希的表情好像在说他才是提出问题的一方，但还是把信交给了卡拉。

两封信几乎一模一样。打字员似乎照着相同的模板一连打了好几封，只不过改了下名字而已。这可真是太诡异了。

弗兰克说：“两个孩子怎么可能同时死于阑尾破裂呢，又不是什么传染病。”

卡拉说：“库尔特不可能死于阑尾破裂，他的阑尾早就被割掉了。两年前就割了。”

“没错，”路德维希说，“这就能说明问题了。”他从卡拉手中拿过了那封信，“我去找政府里的人，让他们查查这件事情。”说完他就离开了。

莫妮卡和管家跟在他后面走了出去。

卡拉走到弗里达身边，抓住她的手说：“我为你感到难过。”

“谢谢你。”弗里达小声对她说。

卡拉走到沃纳身旁。沃纳站起身，紧紧抱住她。卡拉感觉到一颗泪珠掉在她的前额上，她觉得自己完全被一种难以言述的强烈感情把控住了。她心里充满了悲伤，但还是对两人身体的接触以及沃纳双手对她的触碰激动不已。

过了一会儿，沃纳退后一步，愤怒地对卡拉说：“爸爸给医院打了两次电话。第二次打过去的时候，他们说没什么可解释的，然后就挂掉了电话。但我不会就这么算了，我要好好查查阿克谢尔是怎么死的。”

弗里达说：“即便能查出来，他也不会死而复生。”

“我就是想知道真相。需要的话，我会去一次阿克尔堡。”

卡拉说：“如果柏林有人能帮帮我们就好了。”

“只有政府里的人才能帮上忙。”沃纳说。

弗里达说：“海因里希的爸爸在政府部门工作。”

沃纳打了个响指。“那就找他了。他过去是中央党的人，但现在是个纳粹，在外交部担任重要角色。”

卡拉问：“海因里希会带我们去见他吗？”

“弗里达开口的话他肯定会，”沃纳说，“海因里希会为弗里达做任何事情。”

卡拉相信这一点。海因里希会热心地响应弗里达所提出的一切要求。

“我这就给他打电话。”弗里达说。

弗里达去过道打电话了，卡拉和沃纳肩并肩坐在桌边。沃纳搂住她，卡拉把头靠在他肩膀上。卡拉不知道两人的亲热是痛失亲人时的互相安慰，还是代表了两人关系的进一步升华。

弗里达走回餐厅对他俩说：“现在过去的话，海因里希的父亲可以见我们。”

三人挤进沃纳的跑车前座里。“你可真行，现在还能开着车满大街跑，”汽车发动时弗里达对哥哥说，“连爸爸都弄不到私家车的汽油了。”

“我对上司说工作时需要开车，”沃纳为一位位高权重的将军工作，“但这种日子还能维持多久我就不知道了。”

冯·凯塞尔家和弗兰克家住在同一个街区。沃纳只用五分钟就开车抵达了目的地。

凯塞尔家比弗兰克家小一些，但奢华得多。海因里希为他们开了门，带他们走进一个放着许多皮封面书和一只老鹰德国木雕的客厅。

弗里达亲吻了他的面颊。“谢谢你的引荐，”她说，“你和父亲的关系并不怎么好，说服他也许不太容易。”

海因里希开心地笑了。

海因里希的母亲端来了咖啡和蛋糕。她看上去是个简单温柔的人。招待好客人后，她就像女仆似的走开了。

海因里希的父亲戈特弗里德走进客厅，他和儿子一样头发浓密，只是已经全白了。

海因里希对父亲说：“爸爸，这是沃纳·弗兰克和弗里达·弗兰克，他们的父亲是人民牌收音机的制造商。”

“哦，是的，”戈特弗里德说，“我在赫仑俱乐部见过你们的父亲。”

“这是卡拉·冯·乌尔里希——你一定也认识她父亲。”

“我和沃尔特在伦敦是德国大使馆的同事，”戈特弗里德字斟句酌地说，“那是1914年的事了。”显然他不怎么高兴和一个社会民主党人扯上关系。戈特弗里德拿起一块蛋糕，却不小心掉在了地毯上，他徒劳地想把碎成小块的蛋糕捡起来，但不太成功。很快他放弃努力，靠在沙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