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第4/6页）

“华舫，”褚玉璞说。“我是奉命办事。”

接着军法官便宣读张宗昌的命令，写得非常详细，毕庶澄迈敌的证据，都刊在上面。毕庶澄面如死灰，一言不发；等到军法官读完命令，褚玉璞的干儿子刘振邦，在毕庶澄脑后开了一枪。

这个自命周公瑾复出的毕庶澄，终于唱了一出“周瑜归天”。但虽死于非命，却有个红粉知己——富春楼老六特为赶到济南去为他收尸。

张宗昌连番失利，退守济南后，地方上的有力人士，主要的是张怀芝的弟弟，当过烟台镇守使的张怀斌，联络在河南失败的靳云鹗，以及一班士绅，劝告张宗昌组织山东省保安司令部，意思是要求张宗昌，脱离安国军政府，宣布独立，保境安民。张宗昌不肯背叛张作霖，事实上亦不敢与奉军为敌；恰好南京国民政府发表，以陈调元为山东省主席，张宗昌认为以他跟陈调元的交情，此举等于代他看管地方，只要整个局势有利于北方，山东随时可以回来，陈调元亦必拱手相让。因此，决定将直鲁联军撤到直隶，屯扎京奉线的滦东一带。

张宗昌虽仍是直鲁联军的统帅，但直隶在名义上是褚玉璞的地盘，所以他不无奇人篱下之感。有一回对褚玉璞说：“俺把山东赔光了，来到你们直隶，俺是在这里吃‘劳金’。”所谓“劳金”是山东商场的术语，作伙计的以劳力换取酬金之意。这虽是牢骚，但亦包含着对褚玉璞不满的意味在内；因而张、褚之间，逐渐形成矛盾。

民国十六年四月十八日，国民政府正式宣布奠都南京，两天以后，日本田中内阁成立。

田中义一出身于日本陆军最大派系的长州，原为陆军大将，退役后加入日本最大的政党政友会。当政友会总裁横田病殁后，公推田中继任；但政友会的实权，握在一个与军部有密切关系的野心分子森恪手中，在田中被选后，他公然表示：“此后阁下居党魁之名，我任党务之实。”田中同意了。

因此，田中组阁后，自兼外相，而以森恪担任外务省次官，掌握对华外交政策。田中内阁的使命有二：一是谋求金融恐慌的紧急对策；二是改变对华政策。日本的军阀，一直认为政府的对华政策太软弱，如要转变，当然是转往强硬方面。

于是，在一个多月以后，正当国民革命军，将直鲁联军撵回山东，安徽、河南方面着着进展之际，田中派出第十师团两千人，借口保侨侵入山东，接着田中自六月下旬至七月上旬，在东京外相官邸，召集驻华公使芳泽谦吉、沈阳总领事吉田茂，以及陆海军及参谋本部首脑举行了五次“东方会议”。

此会实际上由森恪一手主持，会中通过了他所提出的四点建议，作为“对华政策纲领”：第一、田中内阁为保护在华利益，不论在中国本部，或满蒙均应出兵；第二、东三省、内蒙古为日本国防安全线、各该地的治安秩序，日本必须确保；第三、东三省本地人的政权，如能保障日本的特殊利益，日本应予支持；第四、国民政府如变更东北政治组织，日本应不惜满蒙与中国分离，另行制造傀儡政权。

到了七月下旬，田中将此“对华政策纲领”，上奏于继位才只一年的昭和天皇。同时积极展开在中国争取特殊利益的活动。

十月间，田中派新任满铁总裁山本条太郎及张作霖的顾问町野武马到达北京，通过杨宇霆的关系，向张作霖提出包办“满蒙新五路”的要求。这五条铁路是：敦化至图门江的敦图路；长春至大连的长大路；吉林至五常的吉五路；延吉至海林的延海路；眺甫至索伦的洮索路。其中敦图路对于日本由长春经大连至大皈的航路，有节省三十五小时行程的重大军事、经济价值，更是志在必得。

由于杨宇霆的全力干旋，张作霖对于缔结“奉日政治经济同盟”，以及五路地价一千万日金先付五百万这两个条件，已有应允之意。但谈到订立文件却触了礁；张作霖识字不多，也会写自己的名字，但日本人如果要他签署什么文件，他会故意发怒，指责对方，明知他不认识字，故意要出他的丑。其实是避免有笔迹流落，成为把柄。这时杨宇霆就会出来转圆，说一句：“大帅说了算！”事实上是不是说了算呢？他对朋友与部下，确是如此；但对日本人就不一定了，如果只是他个人吃小亏，当然会守诺言；但如遇到丧权辱国的事，他就不承认了。话当然是说过的，但只是逼到无法时的缓兵之计；到要他履行承诺时，再由杨宇霆设法来搪塞。

不过山本条太郎，这回着急的倒不是怕张作霖不肯签约，因为他现在是军政府的领袖，将来可以由军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正式文书，张作霖是无法以不识字来推托的；他着急的是，森烙在他所主持的大连会议中，不知道田中另有计划，因而决定采取急进的手段。山本条太郎怕功败垂成，急急赶到东京，说知原委；森格承诺，暂缓行动，但日本军部并不知道这件事。

山本条太郎从十一月回到北京后，继续交涉到第二年，也就是民国十七年的二月间，条件大致就绪；地价五百万元，由奉天以兴筑吉会路最后一段，也就是敦图路为由，为满铁借款五百万元的方式来支付。

但其时中国的局势，正在酝酿大的变化，国民革命军的积极筹划北伐，张作霖亦金调兵遣将，分头防御。同时国民政府代理外交部长郭泰棋，正式发表声明，不承认向满铁借款一事。由于这两个原因，新五路签约之事，便搁了下来。

日本军阀，当然不愿见国民革命军顺利完成北伐，因而早有计划，便是在革命军北伐途中，拦腰截断，当革命军于四月间在津浦线发动猛攻，直鲁联军望风而溃时，驻济南的日本武官酒井隆，及领事藤井，以保侨为名，连电东京增兵，于是四月十九日，日本派出第六师团五千人，指挥官福田彦助奉到的命令，是驻扎青岛，是一种示威性质。哪知酒井隆蓄意要制造事端，拔弄福田移兵济南。而其时第二集团军孙良诚已抵达济南，直鲁联军业已撤退，革命军变成与日军形成对峙之势。

于是，包藏祸心的酒井隆，命日本特务机关，在中日对峙中间开枪，引起双方误会，以致发生冲突。中国的军队及官员备受屈辱，但蒋介石洞悉日本的阴谋，在阻挠北伐；所以在忍辱负重的原则下，采取了出敌不意的战略，绕过济南，直指北京，三个集团军，全面猛扑，张作霖的大势去矣。

日本知道奉张的政权，朝不保夕；趁火打劫的机会，稍纵即逝，因此满铁代表江藤丰三，于五月十二日赶到北京，逼签五路协定。交通部长也是杨宇霆心腹的常荫槐，故意避往天津；路政司长刘景山则临时辞职，为的是不愿意作日本人的工具，有意杯葛。但江藤丰三岂肯干休，拉了杨宇霆向“大元帅”坐逼。以不准奉军通过南满路相威胁，张作霖无奈，只好命航政司长赵镇兼次长，再兼代部务的名义，于五月十三日深夜到部，在“敦图”、“长大”两路包办合同上，盖用了交通部的大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