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专横与历史污秽答容若先生（第4/6页）

容先生说：“袁文只字不提冯国璋曾支持袁世凯解散国会，撕毁《临时约法》，代总统后，仍拒绝恢复国会，更侮蔑为‘祸国殃民’；也无只字提及段祺瑞是督军团迫黎解散国会的幕后策划人，当总理后又顽固地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及据此法选出的国会。”说冯、段有违法言行，随便找本教科书都可抄上几段。问题是能否根据这些材料，就可证明北京政府没有法理依据，在广州成立军政府合法呢？

这牵涉到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这个法理问题。现代法学确认程序公正优先。既然冯国璋是依法出任代总统的，这就表明北京政府继承了原有的法统，国内大部分省区也因此依然承认这个中央政府；外国也承认它的合法存在。

为摆脱国民党控制旧国会的局面，梁启超出了一个馊主意，援引《临时约法》由各省区派出代表组成新的临时参议院，修改《国会组织法》《参议院议员选举法》《众议院议员选举法》，然后重新选举，成立新国会。冯国璋、段祺瑞把这些主意一一付诸实施，除参加护法的五省和正在打仗的两湖和陕西外，大部分省区进行了选举。但除了选举中大量贿选等不法行为外，《临时约法》明确规定“参议院于国会成立之日解散”，在国会已经依法产生后，重新召开临时参议院的法律依据就成了问题。

不过，民主体制本身包含着强大的纠错机制。即使与真正的民主政制相距甚远的北洋政府，既然它不敢公然废弃《临时约法》，仍然援引它作为修改政制的依据，并力图通过选举去确认自己的合法性，恰恰证明拙作的论断：“这时的争议已转入政治和法律领域”。如果孙文及其支持者有足够的见识和民主素养，不选择武装割据的方式去同违法的对手斗争，既可保持社会稳定，加速经济发展，培植强大的中产阶级，为民主政治建立更加稳固的基础，又可通过批判、揭露种种违法行为提高全国人民的民主、法治意识，从而为通过合法途径纠正谬误创造良好条件。与此同时，中国人可以少受很多战乱带来的苦难。说得更远一点，则十年后的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可能不会出现，中国的民主、法治的曙光早已显现。

孙文也在寻求他的行动的合法性。他的招数有二：一是冀图把已辞职的大总统黎元洪抢到手，宣布复位，从而剥夺冯国璋代理总统的法律依据。可是，这一招因遭到黎氏坚决拒绝而无法实现。二是把国会议员召到南方，凑足法定人数，重组政府。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八百多议员，愿意上钩的最初只有百人左右，最盛时也只有二百余人。容先生说：“在北洋军阀统治下，自难凑足全体会议的法定人数”，说提出这个要求是“可笑的”“苛求”。这个答复只能令人忍俊不禁。当时情况是包括北京在内的各地议员均可自由来往，只是他们绝大多数不愿入彀而已。

容先生开了一堆名单，说这些名人支持孙文“护法”，所以这就成了正义事业了。这更令人发噱。正如鲁迅所说，名人说的并非都是名言。即使容先生所说都是真的，也证明不了“护法”是合法的。查对一下这个名单，更有发人深省之处。容先生不是说唐绍仪、程璧光、伍廷芳支持孙文吗？复辟消息传到上海，孙文于7月3日邀请要员和名流商讨对策，他们一致赞成起兵讨逆。孙文趁机提出“当复设临时政府”。程璧光的答复是：“所谓维持国事者，谓起兵讨贼，其他非所敢知也。”而唐绍仪则认为“北方目前是‘非合法政府’，南方也不能成立‘非合法政府’”。当到达广州，孙文要将他蓄谋已久的计划付诸实施时，唐绍仪干脆跑回香山县唐家湾优游田园之间，任命他为财政总长，他也拒绝到任。伍廷芳被举为军政府的外交部长，因对这种做法的合法性和可行性有所保留，也不肯到任。不愿上任者还有军政府总参谋长李烈钧、海军总长程璧光、内政总长孙洪伊等人。11月30日和12月3日，伍廷芳和唐绍仪终于来到广州，已是为了调停军政府的内部矛盾，设法整治这个烂摊子了。伍、唐和程璧光三人煞费苦心拿出的方案是取消元帅名目，改设七个总裁；并且依照民主程序，由“非常国会”选出了包括孙文在内的七个总裁。可是，这不合孙文口味，竟把“护法”大业弃如敝屣，跑到上海去了。

更令所谓“护法”合法论者尴尬的是，孙文所用的“护法”钱也是肮脏的。为了争取海军南下，孙文出手阔绰，一下就拿出三十万。这些钱是谁给的？德国政府为了阻止中国参战，正在到处收买政客、武人。段祺瑞没有接受为数高达百万的贿款；但有人接受了，并且一再声明反对对德宣战。邹鲁的《中国国民党史稿》第四篇和中国国民党党史会编的《革命人物志》第四集（1960年台北）都载有《曹君伯自传》，其中写道：“六年，督军团叛，大总统黎公蒙尘，孙公在上海谋起兵护法，拙于经费，有美籍某国医生以君故，阴助百万版（似应为元），孙公乃使程璧光率海军南下，召集非常国会。事定，孙公酬庸万元，乃创办亚林臭水厂于上海。”42 另有史料说，德国人给了两百万。当时的报刊已经报道过这件事。邹鲁等人是孙文的忠实信徒，绝无往孙文脸上擦黑之嫌。程璧光的碑文也证实孙文曾拿出一大笔钱给他。程璧光“卒之日，遗孙公所资银币不在军费者二十三万。耀南（其子）悉反之海军部，承君志也”。43 1973年台湾师范大学李国祁教授且在德国外交部的档案中找到了有关材料。根据这些档案记载：1917年3月2日，德国驻华公使“辛策遂透过中间人向段氏行贿，表示如段延缓中国参战，德国将予其本人一百万元。段氏曾含笑答复说：‘协约国所给远较此为多。’因而德方向段氏行贿未能成功。”“德使辛策于3月25日下旗返国……于过上海时命令德上海总领事克里平（Knipping）竭力联络国父（孙文），以金钱——最多至二百万元，支持国民党倒段运动。”“据克里平报告，国父对共同倒段一事甚为赞同，唯为影响海陆军盼德方予二百万元款项支援。”“在本文件中克里平并表示，日后唐绍仪与海军的南下，以及国父的重返军政府均与德人的活动有关。”44 此事铁证如山。而且史料不止这些，限于篇幅，不再征引。容先生读后不知有何感想？

（四）文化专横与“真正用意”

还应指出：容先生热衷揭示所谓“翻案”文章“指桑骂槐”，揭露拙作有“弦外之音”“真正用意”，也令人大惑不解。对任何文本之外的“弦外之音”的解读，都有很大的主观性，必然受解读者本人的价值观念和素养的制约。在前现代的政治制度中，借这类解读在政治上入人以罪，可以卫道邀宠。博学如容先生不可能不知道，举报“一把心肠论浊清”，曾令乾隆爷龙颜大怒，追究作者的真正用意：“加‘浊’字于国号之上，是何肺腑？”导致作者脑袋落地。而姚文元之流肆意解读《海瑞罢官》《燕山夜话》的所谓真正用意，不但令作者家破人亡，也给整个国家带来奇灾大祸。“我完全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坚决维护你的发言权。”这是现代公民应有的立场。容先生不做这些该做的事，却偏偏热衷于猜测“袁文的真正用意”。笔者真有点担心，容先生怎样同那些蓄意为扼杀言论自由而兴风作浪的御用文人划清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