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央衰落与地方崛起互为因果（第2/2页）

清末半个世纪中出现的几个地方集团，均缘镇压革命之机而崛起，并与传统的军制发生变革相伴随，因而都是以军事为突出特色的军事官僚集团。常说的“湘军集团”、“淮军集团”、“北洋集团”，就是指这个特点而言。太平天国为中心的农民起义，烽火燃遍了大半个中国，清廷调兵遣将，分援南北无虚日。奈旗绿各营，溃败相循，不得不全赖曾国藩的湘军以及后起的淮军。湘淮勇营代替八旗绿营成为清室主要武装力量，其结构、组织与旗绿制兵有着显著的差别，军制在战争中经历了一次根本性的变革。这种半私人性的军队成为近代军阀的雏型。甲午战争中，“湘淮同悲”，编练新军之议蜂起。对于“以武功定天下”的清王朝来说，还有什么比军备废弛更大的危机和悲剧呢？于是，朝廷下练兵自强诏：“嗣后我君臣上下，惟期坚苦一心，痛除积弊，于练兵筹饷两大端实力研求，亟筹兴革，勿生懈志，勿鹜虚名，勿忽远图，勿沿积习，务期事事核实，以收自强之效。”[1]至清室覆亡前的几十年间，清政府始终以练兵为“第一大政”。变革军制，编练新军，朝廷三令五申，各省以练兵为忙。辛亥革命后，时人讥谑着指“崇文”、“玄武”两门额说：明崇祯亡于文，清室亡于武。失掉人心的清政权在垂死挣扎中，除了乞灵于武备的整顿起死回生外，几乎是回天无术了。北洋新军就是在这种形势下组建、扩充以至编成北洋六镇的。袁世凯把新式武器的使用与西洋新式编制结合起来，又将近代化的军队与封建的半私人性结合起来，较曾国藩、李鸿章两位老师更高一筹，充分运用金钱、感情将国家的军人变成了自己的囊中之物。在军事力量扩充的同时，袁世凯本人及其亲信也个个飞升，占据了国家从中央到地方的许多关键位置，北洋集团遂以形成。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过程中，形成了湘淮地方势力派集团；在镇压义和团和景廷宾起义过程中，袁世凯壮大了自己的势力，并得到慈禧太后的卵翼和列强的支持，最终形成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事官僚集团。然而，让那位“老佛爷”始料不及的是，她一手扶持了北洋集团，其身后大事却最终为北洋集团所坏。政治斗争实践证明，人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得陇望蜀是人性深处的弱点。如果说，在地方势力壮大的过程中，由于曾国藩、李鸿章等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道义感很强，中央和地方还可相安无事的话，那么，当连秀才都不是的袁世凯势力膨胀到足可决定国家命运的时候，内轻外重的情况就变得严重起来，他必然要再前进一步，取得国家的最高政权。辛亥革命中，袁世凯乘势而起，背叛清室，凭借手中的军事实力和机诈权术，左右逢源，一手逼使革命党人交枪，一手胁迫清室退位，最终实现了夺取国家最高权力的目标。这种权力异化的必然结果，正好应了赵尔巽等在《清史稿》中所言的“以兵兴者，终以兵败”[2]这句话。历史说来是何等有趣！

[1]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四），中华书局1958年版，总第3595页。

[2] 《清史稿》卷130，志150，兵1，中华书局1976年标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