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清廷生存之危机（第2/3页）

（二）权力断层现象日益严重

清末10年，从庚子事变到宣统元年（1909年）这一段时期，上层统治阶层内部出现新老交替的断层，从而严重地影响清政权的权威运作的效能。传统政治中心的权威与治理能力由于多种原因而急剧流失，从而使中央政权迅速丧失了对时局和社会矛盾的控制能力。

这种政治断层现象早在庚子事变以后不久就开始出现。李鸿章死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刘坤一死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荣禄死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王文韶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退休以后也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逝世，影响最大的要算得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的先后谢世。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1908年11月14日），37岁的光绪皇帝久病之后，在孤寂中含恨死于瀛台。第二天，慈禧太后在过了她的74岁生日之后的第13天，也随之去世。这意味着由慈禧太后统治长达半个世纪的时代的结束。晚清几个具有重要影响力和凝聚力的重臣与慈禧的先后死亡，对清末权力结构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它标志着清廷权力真空的形成。当时的外国观察家就认识到：“光绪皇帝和掌握大权的慈禧太后的突然逝世有加速人们久已期待的内部崩溃的危险……国内各方的力量正在集结；间歇发生对政府的攻击，可能会推翻帝国，使它分崩离析。一般人认为执政太后的去世意味着失去自太平叛乱以来维持这个解体国家的一个强手。国内外敌视强大中央集权现代政府的力量正打算利用年青而没有经验的新摄政王代替他的幼子——中国新登极的天子来行使职权。他们这样做也帮助煽起那一场巨火，它的烈焰正在步步摧毁过去几个世纪以来由满、汉、蒙古统治者辛苦经营，但是现在正在塌下来的巨厦。”[2]不仅如此，继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去世、袁世凯被罢黜以后，当时在朝残存的尚能起到一定缓冲作用的汉族大员张之洞也死于1909年。

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都是在同治中兴时代进入统治阶级上层的中兴重臣，他们为清王朝效忠的数十年中，积聚了雄厚的政治权威资源。他们对这一王朝的价值在于：一方面，他们深得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的充分信任，忠心耿耿，久经历练，与满族统治者建立了相当牢固的政治合作关系；另一方面，他们又在汉族士绅中享有很高的威信，由于他们的存在，使这个以满族为统治民族的王朝至少在汉族地主士绅阶级中尚享有相当的权威合法性。

另外，像荣禄、端方这样一些满族官僚，长期以来与汉族士绅阶层也具有相当密切的关系，他们与刘、李、张一样是维系汉族士绅与满族统治者之间关系的重要纽带。

随着同光时期建立起来的较为牢固的满汉合体的老一代官僚的相继去世，调和这两者之间矛盾的人物越来越少。这批人物离开政治舞台以后，清王朝的高层统治阶层中失去了一批可以对各种社会势力进行平衡的，并可以在日益尖锐的满汉矛盾方面起缓冲作用的中心人物。

继张之洞于宣统元年（1909年）逝世之后，甚至连孙家鼐、鹿传霖、戴鸿慈这样一些稍有经验的慈禧旧臣也在短时期内相继去世。不久以后，就连端方这样的相对开明的改革派满族官僚也以“微罪”去职。尤其是载沣当政不到两个月，就罢黜了袁世凯，这在当时国内外均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当时就有不少外国观察家们指出，慈禧太后之死与袁世凯暂时退出政治舞台，使中国出现了政治权力上的真空状态。当时英国驻中国公使就认为袁世凯是“中国唯一的强有力的人”。袁世凯的罢官使朝廷当时失去了中心人物，令人产生一种空虚之感。摄政王载沣没有时代所需要的魄力与才干。伊藤博文也在袁世凯去位以后评论道：随着“袁世凯已去，北京政府中没有一个性格坚强，并有知识和才能的人”[3]。这一切都表明，清廷在充满危机和困顿的时期，却没有突出的领袖人物足以应付随时可能发生的困难。构成载沣当政时期权力核心的是一些少壮派的满族权贵，例如载振、载涛、载洵等等。这些人由于长期生活在王府中，生活经历贫乏而简单，与汉族士绅接触机会不多，难以建立比较密切的关系，尤其重要的是，他们的政治经验极为不足。徐致靖早在清亡以前20年就从中看到了清王朝必然败亡的命运。他根据自己在朝廷中任职达四十年“识近属亲贵殆遍”的经验，认识到由于中国未来执掌大权者均属于这样一类人，而“察其器识，无一足当军国之重者，吾是以知皇灵之不永也”[4]。

（三）民族主义的盛行与满汉民族矛盾空前暴露

在清末革命风潮中，资产阶级革命派叫得最响、最富鼓动力的口号就是“排满”。“革命”二字，在20世纪初之所以能够广为国人所接受，很大程度上就是沾上了“反满”宣传的神光。在中国，在经历西方挑战之后，民族主义的向心力没有凝聚起来以前，排满主义却已经成为瓦解政府权威的巨大力量。

排满论的一个基本观点是，落后的满族之所以能统治4亿汉族人达200多年之久，只能靠那些愚弄锢塞人心的成法，满族统治的特权地位决定了统治者不可能实行与他们的利益相对立的改革。在主张排满论的人们看来，清廷之所以不断强调“祖宗之法不可变”，其实乃是出于维护满族统治权这一极为自私卑下的政治目的。因为只有满人的“祖法”才能保持其民族等级的特权制度，任何涉及这种“祖法”的变革则意味着削弱其特权。

作为排满思想的最重要代表人物，章太炎对清政权的攻击最具代表性。章太炎的排满主义带有很强的情绪化的倾向。他甚至认为，百日维新乃是出于光绪皇帝“挟外人之势”向慈禧夺权的自私目的。用章太炎的话来说，光绪皇帝“知非变法，无以交通外人得其欢心，非交通外人得其欢心，无以挟持重势而排沮太后之权力”。章氏甚至公然宣称，“载湉小丑，未辨菽麦。”[5]章太炎的这一看法显然是不公正的，事实上，正是这位被章氏唾骂的光绪皇帝，在变法期间对满员时时加以面斥，其严厉态度却很少施于汉人官吏。

章太炎的排满主义具有最为激进的性质。他直截了当地认为，单凭满族人非我族类这一点，清王朝就不具有统治中国的资格，汉族人根本就不必考虑这一政权的政绩是好是坏。只有排满才能改革，才能救亡，排满是消除变革的障碍，排满为救亡所必须。这种观点在今天看来，也许不尽符合事实。但在当时，却是符合中国许多知识分子所坚信的激进的救国富民的思想逻辑的。激进的排满心态从根本上否定了清廷存在的合法性，这种思想认识的迅速普及与广泛存在，使清廷在清末危机中已经完全陷入孤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