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再创嘉年华（第2/4页）

随着时间发展，社会规模不断变大，但这不能解释为何精英阶级长久以来对平民庆典与狂热仪式有敌意。这种敌意至少可追溯到古希腊城邦时代，当时每个城邦也只有几万人而已。彭透斯王对付酒神的伴侣，罗马人查禁狄俄尼索斯祭典，都不是因为担心信徒的人数有多少。几世纪以来，当局打压庆典和狂热仪式都是有意识进行的，他们（男女都有）感受到实在且迫切的威胁。所有构成文明的元素当中，对庆典最有敌意的，不是晚近才出现的资本主义或工业化，而是更过去的社会阶级。当某个阶级、族群或性别统治一定数量的人口时，便会害怕地位低下者充满力量的仪式将威胁既有的社会结构。

以中世纪后期的欧洲以及加勒比海地区为例，首先，精英分子退出庆典活动，可能是因为害怕，也或许是想要维持尊严，刻意与大众保持距离。没有他们的参与，庆典仍维持其传统的功能，让参加者产生团结一致的感觉。这么一来，参加者就只剩下被统治的那群人，不可避免地，他们一团结起来，更是会挑战统治阶级，例如在嘉年华活动中嘲讽国王和教会。欧洲殖民者四处征战，全世界都有这些精英的足迹。他们用自己的观念看待各地文化，视原住民为“野蛮人”，一到当地就威吓他们。这就是文明与集体狂欢的矛盾症结所在：狂欢仪式能营造团体向心力，但若团结起来的是被统治者——农夫、奴隶、女人、被殖民者，精英分子便会呼叫军队来帮忙。

从某方面来说，比起政治上的威胁，被统治者那些唱歌跳舞的庆祝活动对精英分子的威胁更为严重。毕竟国王与统治者都是人，都能感受到音乐吸引人的魅力。彭透斯王难以抗拒诱惑，于是穿上女人的衣服，加入女祭司，最后被母亲肢解，死状凄惨。为何十九世纪欧洲的殖民者经常以“失控”描述原住民的舞蹈？参加仪式的人并没有失去对自己行为的控制力，因为这些仪式是细心排练过的。害怕“失去控制”的，其实是殖民者自己。在某些情况下，旁观者也会接受到同样的诱惑，尤其是年轻人。罗马人就害怕酒神祭典会影响到年轻人。在童话故事里，魔笛手用他的风笛引诱德国小镇的孩子，把他们带到外地去。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摇滚乐若只在黑人圈子中流传，不对外渗透到白人青年的生活圈，想必白人家长们应该就没那么反感。

不过，精英分子对狄俄尼索斯庆典的敌意不只是出于实际的考量，担心年轻人变得叛逆、爱上狂欢。就哲学上来说，精英分子是想逃离混乱的公众娱乐生活。阶级的本质便是在人与人之间建立界线，谁可以去哪些地方，谁可以接近谁，这里欢迎谁、不欢迎谁，但庆典划破了这些界线。古典学家查尔斯·塞格尔（Charles Segal）这么说：“阿波罗设立限制，强化界线。他的对手狄俄尼索斯个性相反，化解了区隔。”[6]（在希腊神话中，阿波罗象征和谐、理性与秩序，不同于狄俄尼索斯代表的享乐精神。）

阶级将人排除在外，节庆则是海纳百川。音乐让每个人翩然起舞；分享食物就是在破坏阶级与特权。面具在仪式中有象征意义，此外，它隐藏了参加者的真实身份，我们就分不出谁是陌生人，谁是熟人：熟人暂时成为陌生人，陌生人也不用再担心跟大家不熟。嘉年华打破一切，不管你我之间有哪种差别，就算是身份不同，当下都不重要了。跨性别装扮是在贬低男女之分，如同变装为牧师和国王是在嘲讽权力与阶级。节庆活动进入高潮时，每个人都离开了自己既定的角色和地位——性别、种族、部落和阶级，短暂地进入充满平等精神、创意与爱的乌托邦。史前时代的人通过舞蹈和节庆形成群体，至今我们仍有那样的渴望。

综观几千年来的人类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文明的基本进程。越文明的社会，阶级化越明显，总是会有些阶级或团体拥有掌控多数人的权力，而且他们厌恶节庆与传统的狂热活动。［这是否为文明的内在特征，目前并不清楚，当然，时下民主的拥护者不希望得出这个结论。当代的无政府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则有别的看法，他们提出一些复杂的草根民主方案，希望废除各种阶级，同时也能保持现代的生产工具。迈克尔·阿尔伯特（Michael Albert）在其著作《参与型经济》（Parecon,London:Verso,2003）中便提出了这样的社会方案。著名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家约翰·哲忍（John Zerzan）有更激进的看法，他认为，若不消除工业化，甚至整个劳力分工体系，就无法达到真正的民主。］

没有了节庆，阶级社会就没有媒介可以凝聚人民，除了大型集会，或者干脆强迫他们聚在一起。在民主的表象下，当代文明世界实则极度阶级化，身份、种族与性别依旧分化着我们的社会。虽然人们在经济上相互依存，但这样的结合完全没有情感上的连接。美国人住在世界上较富裕的地区，也知道自己大量依赖中国工人、印度信息工程师以及移民美国的清洁工，但我们不认识这些人，大部分时候也不感兴趣。我们几乎不认识邻居，还常把同事视为竞争对手。文明世界中，没有几样元素可以连接集体的情感，战争新闻和名人丧礼偶尔能凝聚众人的同情心，但除此之外，文明只是个空洞的成就。

我们为了这种情感上的空洞付出很高的代价。就个人的层面，我们在社会上各自孤立，还得了忧郁症，这些症况虽不致死，但却是心血管疾病和其他疾病的温床。就整体而言，我们要面对的处境越来越艰难，一天比一天更令人不安。世界上半数的人因贫穷越来越衰弱，传染病击垮整个国家。冰山融化、自然灾害剧增。但我们多数时候麻木不仁，缺乏方法或意愿来有效改善我们的生活。事实上，“整体”、“共善”这些概念已经被自私的掌权阶级消耗光了，他们贪婪，渴望更多权力。整个世界数十年来保守的社会政策没有让全体一起承担责任，而是让个人或家庭自己去承担风险。

不过，美国福音派教会告诉我们，家庭就可以满足一切需求，它就像个完美的容器，它是整个社会效忠的对象，是所有希望的源头。如果要找出一件事说明人类的演化正在倒退，肯定就是强调家庭价值了。我们将自己的社会需求压缩在家庭的界限中，生活的方式跟旧石器时代的祖先完全不同。我们成为人类前，还是灵长类的时候就懂得跳舞了，只是还不知道舞蹈仪式是一种“生物科技”，可以用来集结更大的群体。人类拥有智慧和慷慨心，能够去认识非亲非故的人，不像原始人只能与同类依偎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