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热革命（第2/2页）

如果西方人认为狂热仪式只是无关紧要的消遣，与“国家大事”无关，那么白人统治者何苦处心积虑地打压这些活动呢？唯一的解释就是，白人统治者自己是“非理性的”。殖民事业长久以来的共同特征，正是这种“白色歇斯底里症”，只要有他们的地方，当地各种大小宗教和神秘活动就会被严厉地打压。在非洲，只要是“异教”、“过于热情”、“具有非洲风格”的宗教活动，殖民政权一概禁止。首位争取独立的非洲基督领袖是刚果女性唐娜·碧翠斯（Donna Bea-trice），但在1706年被比利时人活活烧死。[75]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比利时人判处另一位争取独立的非洲先知西蒙·金布古（Simon Kim-bangu）终身监禁。英国人则是骚扰非洲的守望台组织（Watchtower movement），因为该组织的成员会在夜晚打鼓、吟唱与说方言。[76]在美洲，十八世纪末，特立尼达的英国总督开始调查欧毕教，相关人士都被烧死、吊死或割掉耳鼻。[77]拿破仑指示海地当局，一定要根除伏都教；[78]葡萄牙的殖民政府骚扰并压迫坎东布雷教徒。[79]

在某些情况下，统治者查禁地方宗教，只是因为信徒的歇斯底里表现，或情绪太过激动。“神鬼之舞”对白人根本没有直接的威胁，他们的教义甚至包括“不得伤害任何人”、“不得打斗”等道德律令。[80]但显然地，美国政府不觉得这些人是和平主义者，还打压他们的生存空间，把一切纷乱归咎于1890年苏族的反抗行动，当中还包括惨烈的膝伤河（Wounded Knee）大屠杀。这也难怪，一想到十九世纪末死去的印第安同胞即将归来，神鬼之舞的信徒就会变成威力无比的大军。

欧洲人四处打压狂热仪式，是出于非理性的过度反应，还是白人们真的感受到了威胁呢？在加勒比海，殖民政权始终厌恶非洲打击乐，他们似乎确实评估过，这种鼓可能会破坏治安。1884年，特立尼达的英国殖民政权下令禁止民众打鼓，还在报纸上提出警告：“文明人会因这不断重复的野蛮鼓声而躁动起来”。[81]但笔者推测，这番举动背后应该是有理性的军事考量，当局者禁止跳舞、狂热活动的同时，“一般聚会人数不可超过十人，更不可携带棍棒等武器聚众集会”。[82]在古巴，美国占领军在1902年禁止“来自非洲的打击乐器”，接着又把禁令扩大到“所有非裔古巴庆典的舞蹈”，因为“那是野蛮的象征，还会扰乱社会秩序”。[83]十八世纪中期，南科罗莱纳州政府禁止打鼓，是有其军事考量，因为奴隶会用鼓作为远距离的沟通工具。

在西方传统的理性观念与学科教养下，我们认为，全球各地反抗奴隶制度与殖民统治的舞蹈与宗教仪式是肤浅、毫无威胁的，也没有政治意义。既然如此，我们又有什么资格提出批评呢？就算被压迫的人在狂热的宗教仪式中仅仅获得威尔逊所谓“精神上的安慰”，我们还是得承认，对于失去传统、土地和自由的人来说，这种安慰已经很难得。人类学家路易斯写道：“在各地区不同的文化中，我们一再发现这种专为弱者而生的神秘力量。如果他们得不到土地，至少让他们有办法平衡不满，弥补他们在法律上的不公平待遇。”[84]

以近代的狂热宗教为例。1956年的南非种族隔离，一名祖鲁矿工创立了锡安使徒见证会（Full Witness Apostolic Church of Zion），其主要仪式是绕圈跳跃。这个仪式殖民前就有了，是部落的入会仪式：“信徒不断绕圈旋转，渐渐增强为一股动力，像发电机产生灵性的能量一样……在节奏的驱动下，绕圈活动让信徒的心理产生变化。肢体紧密的结合也消弭了参与者之间的界线，使他们的动作整齐划一，众人合为一体。”[85]有个左倾的人类学家建议这些信徒去加入非洲国民大会（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有些人还真的照办了。他们在宗教仪式中唯一找到的，也许只是片刻间无上的喜悦，但这已经很了不起了。他们咬紧牙根，在艰困和受压迫的生活中寻求乐趣，是相当大的成就，达到狂喜状态更是一种荣耀。

然而，从征服年代开始，一直到现在，这样的成就越来越少。原住民很努力要保存传统仪式，也努力要延续各种狂热、叛逆宗教运动的火花，但综观这段历史，仍充满着文化灭绝与集体伤痛。古代的仪式被禁止，融合性的宗教被边缘化、被逼得地下化，受到宗教启发的革命教派被摧毁。以本章开头提到的塔希提岛人为例。十八世纪末，塔希提岛人用传统的庆典来嘲笑两个来自西班牙、想使他们改信基督的神父。他们嘲笑道，可怜的基督徒是小偷、笨蛋，是“甲壳动物”（这些骂人的话经过翻译丧失了原有的力道）。[86]几十年后，神父走了，严厉的传教士来了，塔希提岛人完全被驯服。传教士吹嘘说，在他们调教下，当地人已经改掉轻浮的个性，还放弃了跳舞仪式。[87]

俄罗斯航海家别林斯高晋（Thaddeus Bellingshausen）在1820年造访塔希提岛时发现，当地人居然穿着欧式服装，男人和女人都剪了头发。历史学家艾伦·穆尔黑德（Alan Moorehead）说：“显然传教士认为，一头乌黑亮丽、垂到腰际的秀发不卫生。”文身不合宜，更不可以喝酒，此外，“自由恋爱是不知羞耻的行为，基督徒的罪恶由此而生”。传教士应该很有成就感，“再也没有人跳舞、演奏塔希提岛的音乐，连编织花环也不准”。[88]塔希提岛人被“改造”后，不只改变信仰，也彻底被击败了，唯一能做的只有偷喝闷酒。

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忧郁的热带》一书中悲叹道，破碎的文化、破败的经济以及忧郁的人民，导致酗酒与自杀人数增加。[89]跟这些破坏比起来，集体仪式和庆典被查禁似乎没那么严重。但要评估欧洲帝国主义的影响时，“狂喜的技艺”——不靠白人的科技和物品就能引起信徒们无上的喜悦——一定要被列入损失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