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内内内内（第4/8页）

史迪威在日记中记录道：“斧头落下来了。”

作为奖励，在史迪威被召回国后，罗斯福又把高斯大使的职位交给了赫尔利。备受鼓舞的赫尔利并没有意识到危险所在，他修剪了一下绅士味十足的大胡子，准备单枪匹马在一夜之间把中国的内战问题解决好。他首先去了延安，询问共产党的领导人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愿意与蒋介石合作，这让他们大吃一惊。随后，赫尔利带着毛泽东提出的那些直截了当的解决条件急匆匆地返回重庆，结果发现自己大错特错了。委员长对毛泽东提出的那些条件连考虑都不愿意考虑。从那之后，每当蒋介石提到赫尔利，都称他为“大傻瓜”。

赫尔利带着新的计划又一次急匆匆地返回延安，这一次，他竟然试图说服毛泽东接受蒋介石的条件，服从蒋介石的领导。一听此言，毛泽东断然拒绝。从那之后，每当提到赫尔利，共产党都喊他“小胡子”。

负责为《新闻周刊》进行军事报道的哈罗德·艾萨克斯认为，赫尔利“落到了那些政治关系错综复杂的人的手里”。然而，《时代周刊》的安娜莉·雅谷贝的用词则没有这么客气。她指出，赫尔利“忘记了自己在什么地方，跟什么人在一起，甚至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美国政府安插在重庆的眼线都是些老中国通，其中有几位还是在华传教士的孩子。虽然其中一些人后来仍长期在外事局工作，并得到了不错的职位，但在本书中比较重要的那些人，如谢伟思、柯乐博、戴维斯和范宣德等人的政治生涯却很短暂。[6]他们跟其他一些人一起被逐出政界，并因为报道一些与中国有关的不受欢迎的消息而在麦卡锡时代遭到迫害。据那些搞政治迫害的人讲，正是他们几个人使得美国“把中国给丢了”。

中国观察家们传回来的情报集中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不管华盛顿多么希望蒋介石“统治”中国，蒋介石都即将把中国交到共产党人的手中。这是他们在国务院里的那些顶头上司们极不愿意听到的消息，因为它与美国社会盛传的有关中国的神话截然相反。人们指控那些派驻重庆的观察家们偏离自己的等待预期——他们支持共产党。实际上，他们只不过是在向美国政府发出警告，提醒它注意似乎必定要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进程，从而能够制定出一项切实可行的政策。然而，华盛顿对此的反应却充满了深深的怀疑和敌意，它坚持把美国国旗在蒋介石这艘正在沉没的船只的桅杆上绑得更紧了。

“中国现在可以说是一团糟。”1944年3月20日，谢伟思在一份典型的谅解备忘录中如此写道：

……整个中国的可悲局面应该由蒋介石，也只能由他一个人来负责……如果备受蒋介石依赖的美国政府能够确切地知道它想从蒋介石那里得到什么，并且坚定不移地朝着这个目标努力，蒋介石是会采取合作态度的……这也许会意味着美国将能在中国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不然的话，作为盟国的中国对美国来说将没有太大的用处。如果我们这样做了，也许还能拯救中国。

被派去协助史迪威的戴维斯给哈里·霍普金斯写信说：“美国人普遍误认为蒋介石能够代表中国。在中国拥有这种想法的也许只有委员长一个人。”

然而，华盛顿非但没有对蒋介石采取强硬态度，还常要处处迁就于他。委员长（或者代表委员长的宋子文）已经养成了一种习惯，稍有不满就会发出威胁：如果美国不能满足其最新提出的要求，他们就要单方面跟日本人讲和。蒋介石或宋子文还有另一种威胁方式：他们对华盛顿讲，如果美国给不了他们想要的东西，他们就去找莫斯科要。只要稍微动点脑筋就会发现，一个声称反对共产主义的政府却发出这样的威胁，真的是让人感到奇怪。

罗斯福被吓住了。他自认为非常了解中国人的心理。而实际上，他对中国人的第一印象都来自像美龄和子文这样美国化了的中国人。这样的人在中国都被称为“香蕉人”，意思是说他们虽然外表是“黄”色的，里面却是“白”色的。在开罗见到蒋介石时，总统坦诚地说，那是他第一次见到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东方人。罗斯福对萨默·威尔斯说，他在与蒋介石打交道时遇到了“数不清的困难”，他发现蒋介石“高度情绪化”，并且罗斯福个人对“蒋介石政权对中国人民的深重苦难缺少同情”而感到非常不满。尽管如此，罗斯福仍然指示马歇尔将军给予蒋介石特别关照：

我们大家必须牢记的一点是，委员长历尽艰难才得以成为4亿人民无可争议的领袖，这是一项异常艰苦的任务：他把各个群体的各式各样的领袖人物团结到了一起，其中包括军人、教育家、科学家、公共卫生服务人员、工程师等人，这些人一直以来都在地方上或政府里不停地争权夺利，在极短的时间里在全中国范围内完成了一项我们用了两个世纪才完成的任务。

除此之外，委员长觉得有必要保持其个人的崇高地位。在那种环境之下，相信你我也一定会这么做。他是行政首脑，又是总司令，这样的人我们不能对他说话蛮横，更不能像对待摩洛哥的苏丹那样对待他。

罗斯福对蒋介石的这番错误描述可谓是达到了荒唐的程度。他说的似乎更像是他自己，而不是蒋介石。在1945年接受埃德加·斯诺的采访时，罗斯福承认说：“在开罗时蒋介石基本上没给我留下什么印象。后来我想了一下才恍然大悟，我对蒋介石所有的了解都是听蒋夫人说的。”

就这样，美国人制定的政策都是建立在对蒋家、宋家和孔家人个性了解的基础上，而不是依据事态发展、国家形势或人民疾苦。这还得归功于宋家人杰出的政治权术。负责制定美国对华政策的官方人物是国务院远东司的老前辈项白克。项白克对中国的情况只有一点儿粗浅的了解，并且已经好多年没有接触中国事务了。

项白克就像一条待在国务院里晒太阳的毒蛇，找到一块有阳光的地方盘起身来，静等着那些打扰它睡眠的动物自投罗网。他一生中只在中国待过4年的时间——是在辛亥革命时期，他曾在几所国立大学里教过书。他对汉语几乎一窍不通，对这个国家和它的人民了解得就更少。1916年，他还用自己对中国的那点可怜的了解写了一本名为《当代远东政治》的书，出版不久便销声匿迹。“一战”时期，他以陆军上尉的身份在远东问题上扮演了“专家”的角色。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由于他的“出谋划策”，亚洲事务被搞得一团糟。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上，他进一步破坏了国家之间的权力平衡，从而为“二战”埋下了祸根。凭着这种可疑的资历，项白克又出版了一本经不起推敲的著作，凭着这本著作及其在哈佛大学的教师职位，项白克又于1928年被任命为国务院远东事务司司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