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家族事务”（第4/6页）

人们已经注意到，“二战”期间美国本土吸食海洛因的现象已经大幅减少。这主要是因为战争期间毒品贸易遭到严重破坏。然而，中国国内的毒品贸易却从没有真正中断过，除了短时间受到几次干扰外，国民党将领和青帮大佬们一直在跨过日本人的防线从事毒品交易，生意做得非常火。1937年年底美国制裁中国外交官事件之后，根据《借款条约》拨付的一亿美元算是美国人给蒋介石政府的一次补贴，这笔钱代替了毒品出口，成为蒋介石政府主要的外国补给。

这笔贷款兑现后，中国毒品立刻不再是美国政府关心的社会问题了，这种快速变化引起了很多容易引起争议的问题，不过财政部的档案里并没有对《信息自由法》的质问做出任何回应。

关于毒品的问题，财政部的工作人员多年来从中国发回了很多相关报告，国务院的特别档案室里也保留着这些报告的副本，但财政部和毒品管理局却声称不知道这些档案的存在，这造成了一种很有意思的局面。所有这些报告中都没有直接提到宋子文的名字，因此没有任何他参与海外毒品贸易的佐证。至于报告中间接提到子文名字的原因，据说是因为他手下的员工和经常跟他出国访问的随行人员积极参与了向美国大规模走私毒品的活动。

当时美国政府做出决定，向鸦片生产国提供“替代性农作物”和大量的经济援助，以对其在毒品交易方面的损失进行补偿。从美国政府当时的各种政策来看，其禁毒政策很可能是在与蒋介石进行第一笔一揽子交易之后制定的。

10月，委员长派陈纳德到华盛顿帮助子文。中国空军需要飞机。陈纳德跟子文的朋友们一起商讨了很长一段时间，制订了一个采购计划，并试图找到愿意把战斗机卖给他们的厂家。业余时间里，他则抽空去探望约瑟夫·艾尔索普和罗斯福总统的另一位“厨房内阁”成员、经济学家劳克林·柯里。

子文曾告诉财政部部长小摩根索，中国需要500架飞机。而小摩根索则告诉他，这就像要500颗星星那么难。美国已经跟英国签署了供应大量战斗机和轰炸机的协议，不过陈纳德获悉柯蒂斯—怀特公司正准备把英国人不愿意要的100架P–40战斗机运往英国。这种飞机机身重、速度慢，还装有防弹装甲，英国人看上的是型号更新、速度更快的美国飞机。陈纳德把有关这批飞机的消息告诉了子文，英国人立刻得到承诺：如果他们同意把这批战斗机转售给中国，那么他们将得到更好的飞机。

日本人此时已经封锁了中国的海岸线。为了通过英属缅甸这个大后门，穿过600多英里人迹罕至的山区把各种补给品运到中国，盟军开始修建滇缅公路。陈纳德的飞机将被装在木条箱子里运到仰光，并在当地进行组装。这些飞机将用来保卫滇缅公路上运行的车队，并负责重庆的空中防务。

子文聘请威廉·波利，也就是那位把这些命运多舛的战机卖给蒋夫人的那个人来负责装配这批飞机。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波利专门成立了“中央飞机制造公司”。

接下来的工作是寻找飞行员。1907年颁布的一项法令规定，任何一位“宣誓效忠外国人”的美国公民都将被取消美国国籍，因此从美国招收战斗机飞行员到中国参战并不是件容易的事。1936年，国务院曾用这条法律作为武器，制止那些忙着赶去参加西班牙战争的美国人，很多美国飞行员因为正在为（或者正准备为）西班牙“邪恶的一方”驾驶飞机而被没收了护照。出于自己的浪漫情怀（而不是政治动机），大名鼎鼎的美国王牌飞行员弗兰克·廷克也去了西班牙。由于表现出色，他获准驾驶最新式的苏联战斗机与苏联飞行员们并驾齐驱。但在回国后，他却遭到了国防部和联邦调查局的追捕，直到他在小石城一座旅馆的房间里自杀才告罢休。而仅在此事发生一年之后，华盛顿就要准备招募自己的空军飞行员去为亚洲的那位“佛朗哥大元帅”[1]效劳，这事如果传出去一定很没面子。

1941年4月15日，罗斯福总统悄悄颁布了一项行政命令，允许军人辞职与波利的中央飞机制造公司签署协议，跟陈纳德一起去跟日本人作战，一年后他们可以重新恢复美国空军军籍。招募人员分头去美国陆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进行宣传，协议的条件是每人每月750美元，另外还有差旅补贴、住房和每年30天的带薪休假，中央飞机制造公司还同意每击落一架日军战机奖励500美元的奖励机制。为了避免因没收参加西班牙战争的美国飞行员的护照而可能带来的心理上的不安，国务院开始为那些即将去中国的飞行员们准备假护照。从护照的内容来看，这些“美国志愿队”队员的身份分别是旅游者、学生、销售员、演员、银行家和传教士。

以传教士身份到中国的飞行员中，有一个外号叫“老爹”的海军陆战队飞行员格利高里·博因顿。博因顿嗜酒成性，拳头粗壮如树干。他第一次见到陈纳德便不喜欢他，“委座”和“龙夫人”每次到美国志愿队的基地来视察时，博因顿都喜欢捉弄他俩。此外还有一个名叫埃里克·希林的人，看到德国空军的战斗机上画着血口大张的鲨鱼，他把自己驾驶的那架P–40也涂上了同样的图案。陈纳德非常喜欢这个创意，便让三个中队的所有飞机都照样子画上鲨鱼。

日本人在没有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在昆明和重庆轰炸了一年。1941年12月20日，当他们与保卫昆明的P–40战斗机中队在空中遭遇时，日军非常吃惊。美国志愿队的飞行员们利用这种机身沉重的战机俯冲速度极大的优势，沉重打击了三菱公司生产的Ki–21型双引擎轰炸机，迫使它们仓皇逃回位于河内的空军基地。三天后，美国志愿队又在缅甸南部参加了仰光战役。战斗一开始，日军便用“中岛”轰炸机和战斗机展开了大规模的空袭。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美国志愿队因其卓越战绩而蜚声国内外，昆明人将其称为“飞虎队”，这个名字很快流传开来。

“委座”每次看望飞虎队的消息都会成为美国的头条新闻。1942年年初，在昆明的一次例行视察中，“委座”和“龙夫人”在宴席上盛赞了美国志愿队。第二天上午，陈纳德陪着委员长和蒋夫人来到一架DC–2型飞机前，准备送他俩返回重庆。就在此时，博因顿率领7架保养精良的飞虎队战机咆哮着从空中俯冲下来，紧贴着那架DC–2飞机的机身飞过，吓得蒋介石和美龄俯身趴在了地上。

正是这种不拘陈规的做法使得飞虎队能够在空战中出奇制胜，但也正是这种做法使他们的使命突然中断，其背后的隐情成功地避开了公众视野。离他们招募还不到一年，一些飞行员便对其使命的神圣和现实之间的巨大差异产生了怀疑。博因顿对国民政府领导人的那种冷漠、傲慢和明显的欺诈深感震惊，他四处对人说，他可不甘心为充当美国宣传家和腐败暴君的爪牙而战死在P–40飞机上，不管死得光彩还是不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