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帷幕拉开

如今的上海不再弥漫着从前那种神秘的东方气息。我本来满怀期待，想好好感受从前的氛围，但现实让我震惊不已。驱车从南京路出发，首先要路过旧时英租界的跑马场，也就是现在的人民公园；然后再穿过几条马路，两边满是树冠高大的法国梧桐，繁茂的枝叶形成长长的甬道，斑驳的阳光透过枝叶间的缝隙洒落在路面上；最后来到两边树木交叉成拱顶的霞飞路。霞飞路位于以前的法租界中心区，现在称为淮海中路。我乘坐的那辆由上海某个人民工厂（这种工厂现在已遍布整个上海）制造出来的小轿车，最终在一小栋砖体别墅前停了下来。别墅前面的木门十分高大，从旁边门牌上的汉字可以看出，这正是我要找的地方。一阵咯吱咯吱的声响之后，大门小心翼翼地闪出一条缝，一个满面倦容的年轻人从里面探出头来。这是一位解放军士兵，身穿佩有鲜红领章的草绿色军装。看到面前站着的是一位大胡子圆眼睛的外国人，他脸上茫然的神色立刻一扫而光。20年战争培养出的战斗精神立刻显露出来，他此时已是充满警惕。

“是的，”他用上海人特有的那种轻声细语不太情愿地说道，“宋庆龄副主席曾在这里住过。”这一点门牌上已经写得很清楚了。不过他不允许我进去，因为这栋别墅里目前住着一位党的高级干部。

在我的印象里，这栋别墅里建造的人工园林精巧雅致，我仿佛能听到以前的人们玩棒球时的击打声，以及1920年曾在这里住过的那位个子不高的孙逸仙博士的笑声。我向这个士兵提出，能不能让我进去看看：不做全面细致的参观，只到里面随便转转。他眯着眼睛想了一下，然后摇了摇手，摆出一个“白鹤亮翅”的姿势，而这个姿势是老年人每天早晨在外滩打太极拳时经常出现的。

失望之余，我的目光越过他的肩头，试图看一看院子里印象中的那些花草树木、整洁的山墙和能够旋转的窗户，听一听透过树叶从后院住所传来的佣人们的说话声。那个士兵抬高肩膀，挡住了我的视线。我所寻找的是已消失了的半个世纪前的景物，这一点即便说出来他也不会明白。

除了故事开始的这个地方，一切早已物是人非。拥有668家妓院、被喻为“罪恶渊薮”的旧上海，已经荡然无存。昔日的大班[1]们曾在旧时的英国俱乐部，也是著名的酒吧Long Bar（长吧）里面饮酒品茗。日本人占领上海之后，曾把里面的长腿桌椅锯短，供那些身材矮小的日本军官使用。而现在，这里已被改造成一所商船船员疗养院。

一天晚上，我出去寻找这个城市那些昔日的幽灵。当然，他们早已不复存在。如果说他们还阴魂不散的话，那也只能在以前中国人居住的城区才能找到他们，也就是现在的中华路上城墙围着的那片地方，四周出奇地静谧。一个世纪以前，甚至是半个世纪之前，要想在这些狭窄的弄堂里安安静静地散步是不可能的事。这里的大街小巷一度人头攒动，摩肩接踵，时不时还能听到有人大声地清嗓吐痰。乞丐们四仰八叉地躺在道路两边的阴沟里，像一只只受伤的蜘蛛猴。那时候只需不多的“现金”，就能找一个年仅9岁的小女孩玩上个把小时，或者雇凶用剜肉尖刀将某个人肩膀的大筋挑断，让他一辈子再也举不起任何东西。

然而，那些古老的气息已经荡然无存，昔日的幽灵也无影无踪。即便在以前中国人居住的那些地方，现在也被打扫得干净整洁，健康卫生，充满了吸引力，不再危机四伏。不妨说一下，我曾经去过法国的里昂、英国的曼彻斯特和美国的奥马哈，相比之下，上海人显得更为友好一些。20世纪60年代在中国各地的城市之间进行串联的“红卫兵”也已销声匿迹。

现如今的中国人为什么变得如此友好了呢？在靠近云南省边界——也就是我长大的地方，那些中国村庄里的贫苦的农民总是非常友善，质朴而又幽默。但这一点对上海来说却是难以想象的。当苏联和美国争抢登陆月球第一人的荣誉时，中国人则大张旗鼓地宣称，他们将会在地球上造就一代新人。他们成功了吗？如果成功了，那么，再没有哪个城市比这个曾被称为“地球上最为罪恶深重的地方”更适合这一代新人。因为这里是我们要讲的故事发生的地方，这个城市的性格对宋氏家族的影响巨大，所以有必要在这里简要介绍一下上海的演变过程。

19世纪初，在宋氏家族登上历史舞台之前，这座旧中国的城市还只是一个位于泥泞的黄浦江岸边、距离长江口17英里[2]的小村庄。“上海”这个词也不比“滨海”浪漫多少。没风的时候，船夫们便沿着岸边的纤道，把一艘艘货船拖往上游。在这儿，方圆数英里内地势平坦，水灾频发，却控制着沿长江通往内地1 000英里范围内的所有贸易。

当时，外国人的贸易还仅限于南部港口城市广州。自18世纪末以来，英国一直通过东印度公司与中国进行贸易往来。但到了19世纪初，英国遭遇了严重的资金外流问题。英国从中国进口的茶叶和丝织品的价值远高于其出口中国的商品的价值。中国人对英国生产的那些昂贵商品的需求量很少，如羊毛制品、棉制品和金属制品等。有了对印度实现商业征服的经验，英国商人们坚信，除了广州之外，只要再开放几个通商口岸，他们就能在中国打开另一个巨大的市场。而英国人用来撬开这些港口大门的杠杆，就是鸦片。

那时候鸦片主要产自印度和中东地区，为英属东印度公司垄断。一些地道的英国人，如大鸦片商威廉·渣甸，从印度种植者手中以低廉的价格收购生鸦片，然后再以10倍的价格经由香港转售中国内地。

在一段时期内，通过向中国走私鸦片，英国人成功地获得了进口茶叶所需的资金。但是，随着茶叶消费数量的不断增加，走私鸦片的数量也需要相应的提高。由于清政府禁止鸦片贸易，英国商船必须把货物运到位于珠江口的葡萄牙殖民地澳门，在那里卸下货物之后，再用合法船只把鸦片送到广州港。后来，很多清政府官员也参与到这项违禁贸易中来，运送鸦片的船只便直接驶进广州港，并且肆无忌惮地将鸦片存放在位于江边的库房里。

19世纪20年代，美国人开始参与鸦片贸易。一些老牌公司，如波士顿的帕金斯商行和拉塞尔商行等用快速帆船运输鸦片，数量巨大。英美两国输送的鸦片数量，1821年是每年5 000箱，到1837年已经达到每年39 000箱。英国增加的鸦片数量又一次平衡了其在茶丝进口中产生的贸易逆差，阻止了白银外流。但是，这对中国并非幸事。尽管政府禁止，不断增加的鸦片消费量还是导致了社会灾难。上至贵族地主一，下至士兵娼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吸食鸦片。些政府官员甚至难抵诱惑而参与鸦片贸易，使得腐败问题在官场中持续扩散。最终的结果是，白银流向发生逆转，中国的白银开始快速流入英国，其数额之庞大，令人惊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