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罢工结束后，领头的几个人中有两个主要成员由于家里的麻烦事，淡出了人们的视野。有一段时间，人们既没了酒川五郎的消息，也打听不到霍克斯沃斯・黑尔的近况。起初，似乎前者的麻烦更大些。从1945年下半年开始，当五郎遇到那位身材苗条、争强好胜的东京时髦女郎明美姑娘之后，他们的生活就变得一天比一天复杂。起初，那些想要执行占领区“不亲善条例”的巡警总是前来骚扰，跟心爱的姑娘约会时，如果巡警有权随时闯入，那可真是让人不胜其烦。接下来，想跟日本姑娘结婚的美国士兵个个都会碰到无理阻挠，因此五郎痛心地说：“有好事的时候，他们从来不认为我是美国人，一旦有了倒霉事，我就成了史上最棒的美国人。”这对青年情侣躲过了反结婚条例。他们在东京郊区找了一座寺庙，按照神道教规矩举行了婚礼。后来他们发现，五郎不能把信仰神道教的姑娘带回美国，所以在领事办公室又上演了另一番闹剧。在那些绞尽脑汁的日子里，明美姑娘证明自己的确是一位坚强的姑娘，而且还具有相当的幽默感。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她对那套官僚习气表现得相当配合，所以她的文件最终总算办齐了。靠着这种特殊的手段，她终于可以自由地进入夏威夷了。

1946年，军队的运输船靠近了火奴鲁鲁，明美姑娘成了那艘船上脑子最清醒的新娘。她本来就没抱什么幻想，因此美梦破碎后也就没有多少痛苦。不少别的姑娘初到美国的数天都留下了痛苦的烙印。明美并没有被美国大兵酒川五郎冲昏头脑。她明白，五郎正是被时髦姑娘们称作“乡下人”的那种小伙子，他头脑固执，没有念过多少书，土里土气的。在大多数人还吃不饱饭的时候，五郎就进入了在日本遍地开花的巨型企业P.X.公司，军方发给他的工资使得他跟日本人比起来简直是百万富翁。即使在那个时候，明美也知道，五郎不是阔佬。进一步说，明美的一些朋友认识在夏威夷生活过的人。她们特意警告说，夏威夷的多数居民都是广岛县人，他们固执地排斥外地人，而且并没有多少现代思想。有一个性格开朗的东京姑娘悄悄对明美说：“我去过夏威夷。整个地区一个时髦姑娘也没有。”明美对于自己的婆家并不抱有幻想，即便如此，摆在她面前的事实还是让她措手不及。

在码头上迎接她的是酒川先生和女婿石井先生，两人的太太像两块石头似的站在矮小壮实的丈夫身后。明美心想：“在日本，只有三十年前的家庭才是这个样子。”不管怎么说，她还是一眼就喜欢上了壮实的小个子酒川先生，他的两只胳膊向外吊着，一直垂到膝盖。明美低头看看他，心想：“他就像我父亲一样。”但接下来看到脸色阴沉、心如磐石、传统守旧的酒川太太时，明美不寒而栗，暗自想道，“我最怕的就是她这种人。在东京，我们专门跟这样的人作对。”

明美猜得没错。酒川太太从来不知道什么叫轻松自在。她对自己的丈夫百般温柔，对媳妇却如同凶神恶煞一般。很久以前在广岛的时候，儿子把女人领进家门在水稻田里干活的时候，做母亲的责任就是要让女孩尽快磨砺成种庄稼的好手，酒川太太准备为五郎执行这个任务。事实上，船刚一靠岸，她看见明美之后，一下子就明白五郎给自己挑了个麻烦媳妇。她不满地对女儿礼子咬着耳朵说：“她看着像个城里姑娘，你知道她们有多爱乱花钱。”

如果五郎有一份薪水不菲的工作，让他能够在外面居住，也许婆媳两个还能维持在肚子里发牢骚的阶段，因为这样一来，她们两个就能够尽量避免见面，并且为了五郎的缘故努力不伤和气。但这是不可能的，五郎在工会的薪水不允许他建立自己的小家，他们只好跟父母住在一起。酒川太太最初尝试降伏明美的时候，就确立了自己的宗旨：“我来到夏威夷的时候，日子过得艰难，所以我们没有理由惯着你。”

“她是不是要我出去，每天下午砍上几根甘蔗呀？”有天晚上，明美问五郎，最后，五郎开始不愿意回家了，因为两个女人会轮流找机会把他拽到角落里，向他抱怨另一个女人的不是，诉说自己白天的辛苦。

最让明美抓狂的都是些芝麻小事，可总是没完没了，最后终于影响到了与五郎在一起的快乐。酒川一家即使在广岛生活的时候，说的也不是最规范的日语，现在他们在夏威夷与世隔绝了这么久，语言能力更是大大下降。现在，酒川一家的语言混杂着很多夏威夷语、中国话、豪类语言和菲律宾词语，还从墨西哥人那里学来一种往上挑的、唱歌似的音调。明美几乎听不懂他们嘴里的词，但她什么也不说，尽量保持着礼貌的态度，从来不在酒川一家面前说三道四。正如她对另一个在商店遇到的战争新娘所说的一样：“我发现这种可怕的语言非常好笑。”于是两个姑娘便心照不宣地开心大笑起来。

酒川一家可就没这么善解人意了。他们发现明美说着一口语音语调十分讲究的标准日语，这让他们觉得很火大。“她自以为高人一等，”酒川太太有一天晚上对五郎大发脾气，“她说话的那副德行，老是像塞了一嘴豆子又不敢嚼烂似的。”一家人聚在一起吃晚饭的时候，明美随意说些话，酒川太太会重复一两个字，用野蛮的夏威夷语的腔调发音，接着大家都会笑话明美，把她羞得满脸通红。

明美逐渐形成了一种习惯。她在市场转悠，等着某一位战争新娘走进来，然后两个人便像是异国他乡的两个难民似的，急不可耐地用文雅讲究的日语谈话，而不用担心被对方嘲笑。“在日本的生活好像是一百年以前的事儿了。”有一天明美生气地说。说完，她的眼泪夺眶而出，于是另一个女孩儿递给她一面小镜子，让她补补妆，再摆出一副端庄的样子。明美久久地盯着镜子里的自己，然后说：“文子，你能相信我也曾经是时髦女郎中最出风头的吗？我喜爱布鲁克纳和勃拉姆斯。我奋斗的目标是要解放日本女性。现在我比她们之中随便哪个过得都惨，你知道惨在哪儿吗？因为到处都是如此可怕，如此丑陋。房子丑，语言丑，思想也丑。文子，我有一年时间没去听音乐会，也没去看过戏剧了。我认识的人中，除了你，没有哪个听说过安德烈・纪德。我认为咱们这一步走错了。”过了一阵子，明美单独待在酒川家里的时候想：“我之所以还活着，就是为了能跟一个有脑子的人说上几分钟话，可是每次说完我都比之前更加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