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以退为进自请废后，媚娘重掌大权（第4/7页）

首先，失败源于士兵战斗力下降。大唐定鼎以来所依靠的一直是府兵制，时至今日这一制度已趋于没落。府兵制的施行是要以均田制为依托的。所谓均田就是国家将土地平均分配给百姓，让他们耕种，并为国家提供赋役。这个制度有一先决条件，朝廷必须掌握大量的无主荒地用于分配，自西晋永嘉之乱至隋朝统一，战乱持续三百余年，天下黎庶死于战火者、亡于瘟疫者、流亡他乡者、被俘为奴者难计其数，焦土遍地、荒草漫野，施行均田并不难。然而随着贞观以来的恢复发展，人口越来越多，乾封之际已翻了数倍，国家掌握的无主之地则越来越少。而府兵上战场也不是白干，固然不是所有人都能如薛仁贵一样从农夫变成大将军，但只要奋勇杀敌立下功劳便可授予勋官。

勋官自正二品上柱国至从七品武骑尉，共计十二阶，是有品级而无职掌的荣誉号称，其好处在于勋官按品阶可以获得三十顷至六十亩的田地，并且在犯罪获刑时可酌情减免。但如今用于赏赐的地已快没有了，尤其在关陇地区，天下军府六百三十四，关陇独占两百多，哪有这么多地给勋官分？故而地方州县开始克扣。凡战后朝廷授予的勋官，地方都要进行复核，趁此机会想尽办法予以否认，拒不授田。在籍士兵不畏艰险浴血奋战，辛辛苦苦换来的功劳，地方州县几句话就否了，半点儿好处捞不着，还落了满身伤痛。长此以往谁还愿意上战场？这样组织起来的部队又岂会勇于拼杀？

鉴于府兵无法胜任，国家又不得不募集一部分士兵，如前番渡海征百济，部分士卒便是从山东、河北诸州招募的。庞大的军费开支加重了朝廷负担，而且自显庆以来几乎无一年不征、无一年不战，大唐的东南西北各处边界都羁绊着大量士兵，这也必然导致士兵待遇下降。攻灭高丽之际，屯驻百济的将士因长年未得到抚慰、赏赐而闹情绪，逡巡不前，进而导致刘仁愿被撤职流放，根源便在于此。这些问题叠加在一起，又造成另一个恶果——军纪败坏！

既然授封勋官已没有实际好处，既然从军待遇已不复往昔，逃役又有罪，那士兵该怎么办？很简单，国家不给好处，那就自己创收，抢呗！显庆以来对外征战的将士屡屡烧杀劫掠，几乎成了一群强盗。但统兵的苏定方、契苾何力、刘仁愿、薛仁贵乃至一代军神李，竟无一例外选择了睁一眼闭一眼。因为他们也没法办，既然朝廷用人家打仗，总不能一点儿好处不给吧？可是这等行径严重损害了大唐帝国的声誉。

大非川之役吐蕃之所以能临时组织起大量军队围困郭待封，便是因为那些部众不仅限于吐蕃，绝大部分其实是吐谷浑旧部。此事貌似令人费解，大唐明明是打着为人家复国的旗号来的，而人家为何宁可帮有灭国之仇的吐蕃，也不帮大唐呢？这便是双方军纪差异造成的。大唐的士兵大肆劫掠、欲壑难填，时不时地还要向各部酋长索贿；而吐蕃虽悍然吞并了吐谷浑，但禄东赞很重视对吐谷浑贵族的怀柔，甚至与不少部落首领联姻，加之同为草原游牧民族的情谊，久而久之便亲如一家。左右权衡之下，吐谷浑人宁可不复国，也不愿再遭受唐人的劫掠——这个结果真令华夏之人汗颜！

除了上述种种，军中缺将也是问题。复立吐谷浑、截断噶尔钦陵的战略虽好，但唯有非常之人，才能建非常之功。而自李、苏定方死后，大唐已罕见智勇双全的将领了。薛仁贵纵然是万人敌，在兵法韬略上却差得远，这场仗他看似无辜，但作为主将自率先锋而走，逞一匹夫之勇，却忽视用整体战略，这个奇袭的计划，只不过是当初在扶余城的故技重施。明明吐谷浑可汗就掌握在自己手里，却不知充分利用其号召力，仅在妙算上便远不如李、苏定方。再加上郭待封那等眼高手低、急功近利之人，失败也是可想而知。试问即便薛仁贵、郭待封等人能成功立足乌海，面对接踵而来的钦陵大军和漫山遍野的吐谷浑部众，他们就能应付得来吗？

失败虽不是必然的，但终归有迹可循，如果大唐能在平灭高丽后好好休养几年，养精蓄锐安抚军心，即便不能解决这些隐患，也可适当缓解。而吐蕃偏偏就在这时生衅，不打也得打，或许是大唐前几年的征战太过顺利，连老天都有些看不下去了，必要给唐人一个深刻的教训吧……

以往鸦雀无声的朝堂今日竟变得吵吵嚷嚷、人声鼎沸，宰相群臣争相进言，纷纷说出战败的缘由，似乎所有人都欲把压抑已久的话一股脑都倒出来。麟德以来万马齐喑的状况终于被打破了，只可惜这些逆耳忠言来得太晚，惨败已经铸就。

李治越听越觉触目惊心，不禁喟然叹息——荣耀的封禅大典、征讨高丽的全胜，还有他一心想要修建的明堂，原来这一切都是飘忽忽的美丽虚幻，帝国的种种危机其实早在浮华之下酝酿着，他竟丝毫未察觉。原来自塞言路的后果竟是这般严重！

其实事到如今战败的原因已不重要，无论军制守旧还是军纪败坏都不是一两天就能解决的，一切改革都需要时间，眼下最紧要的是如何应对危机局面，这场惨败之后非但西域四镇难以夺回，只怕吐蕃将乘胜而来大举进犯，该如何应对？国乱思良臣，这时李治想起已经致仕的刘仁轨，亲手下诏请他再度出山，担任陇州（今陕西陇县）刺史，调集兵马捍卫关中；至于薛仁贵、郭待封、阿史那道真三将，无论战败归咎于谁，毕竟近十万人死于疆场，这个责任他们谁也推卸不掉，若不加严惩何以告慰亡灵、安抚军属？李治责令大司宪（御史大夫）乐彦玮到军中按问败状，以槛车押解三人回京。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就在这时司戎少常伯刘审礼上奏，安东又生动荡。因为官居安东都护的薛仁贵出征在外，防务一时松懈，高丽旧将剑牟岑乘机召集旧部叛乱，并拥立高藏的外孙安舜为国王，意欲复国。李治急忙又命高侃接任安东都护，以李谨行为燕山道行军总管，火速去平叛。鉴于安东局势不稳，李治又想起曾经威震百济却被自己流放的刘仁愿，意欲将其召回委以重任；但事不凑巧，此时又逢南疆阳瓜州（今云南巍山）刺史蒙俭作乱，当地酋长杨虔柳、诺览斯举兵响应，昆明、永昌等部蛮人也随之而起，兵锋直指刘仁愿所在姚州。西南蛮人大致有六大部落，其首领称“诏”，故而朝廷将他们统称为南诏，将六大首领都封为州刺史，蒙俭便是其中之一。因吐蕃的势力日渐壮大，南诏渐渐与之交往，此次叛乱明显有响应吐蕃军的意味。李治头疼不已，但南北不能兼顾，此时兵力已捉襟见肘，于是只得派梁积寿、李敬业等地方刺史募兵戡乱，一时间四下火起处处告急，乱得一团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