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南朝策试制度及科举制的萌芽（第2/6页）

其事约在梁武帝大同九年左右。孝廉试经之策能够被编辑成集，可见是采用笔答。而学校试经，由袁宪策试之时学官“争起剧难，宪随问抗答，剖析如流”之场景观之，显为口试。又到溉称昨策萧敏孙、徐孝克，今又策袁宪，可知国学生策试，是每人分别考试，而不是众生合试。这与秀孝一堂合试之法又不相同，其原因则在于采用了口试之法。又《南史·萧暎传》：

暎字文明，年十二为国子生。天监十七年诏诸生口策，宗室则否。帝知暎聪解，特令问策，又口对，并见奇。谓祭酒袁昂曰：“吾家千里驹也!”

“口策”中华书局标点本据《册府元龟》二七〇改作“答策”但下文之“口对”，则必为口试了。

当时试经笔试之法亦未废置。《南齐书·萧长懋传》：

(永明)五年冬，太子临国学，亲临策试诸生。于坐问少傅王俭曰：(所问经义及王俭等人答语，略)太子又以此义问诸学生，谢几卿等十一人，并以笔对。

这次策试由太子发问，王俭等人口答问义，诸生则以笔对。又《陈书·岑之敬传》：

年十六，策《春秋左氏》、《制旨孝经义》，擢为高第。御史奏曰：“皇朝多士，例止明经，若颜、闵之流，乃应高第。”梁武帝省其策曰：“何妨我复有颜、闵邪?”因召入面试，令之敬升讲座，敕中书舍人朱异执《孝经》，唱《士孝章》，武帝亲自论难，之敬剖释纵横，应对如响，左右莫不嗟服。乃除童子奉车郎，赏赐优厚。

岑之敬所应之试，大约是学校之外的另一种经术考试，其性质详见本章第四节。在此我们注意的是，这次考试原为笔试，这一点由“梁武帝省其策”一句就可知有书面答卷。此后梁武帝亲加面试，便采用了口问口对之法。

汉代试经，已有口试之法。《汉书·儒林王式传》：

唐生、褚生应博士弟子选，诣博士，抠衣登堂，颂礼甚严，试诵说，有法，疑者丘盖不言。诸博士惊问何师，对曰事式。

又《后汉书·周防传》：

防年十六，仕郡小吏。世祖巡狩汝南，召掾史试经，防尤能诵读，拜为守丞。

由二《传》之“试诵说”、“能诵读”，知有口试。但汉代学校试经，是否有笔试之法，尚不清楚。《三国志·魏书·王肃传》注引《魏略》记曹魏太学试经制度：

至黄初元年之后，新主乃复始扫除太学之灰炭，补旧石碑之缺坏，备博士之员录，依汉甲乙以考课……又虽有精者，而台阁举格太高，加不念统其大义，而问字指墨法点注之间。百人同试，度者未十。是以志学之士，遂复陵迟。

由“依汉甲乙以考课”一句，知其法原承汉之旧。所考察的“字指”指字义训诂，“点注”指断句注文，而“墨法”不知何意。这有可能指书法。《汉官仪》记汉代选官“有非其人，临计过署，不便习官事。书疏不端正，不如诏书，有司奏罪名，并正举者”；又《隋书·礼仪志》记北齐计吏策试，“书迹滥劣者，饮墨水一升”。是王朝选官对书法历来都有要求。但由其与“字指”、“点注”并列，“墨法”也可能是指墨书断句。《三国志·魏书·王肃传》附记董遇“历注经传”，注引《魏略》：“又善《左氏传》，更为作朱墨别异”，“墨法”或即“朱墨别异”一类。(2)但无论如何，这种考试都应是笔试。且从“百人同试”这一情况，也可以推断当时所用应为笔试之法。唐代科举制时的考试经义，有“口义”法，有“墨义”法。《新唐书·选举志》：“凡明经，先帖文，然后口试。经问大义十条”，“元和二年……明经停口义，复试墨义十条”。“墨义”即笔答，“口义”即口试。

《陈书·袁宪传》：“宪时年十四，被召为国子正言生……在学一岁，国子博士周弘正谓宪父君正曰：贤子今兹欲策试不?”可知在学一年，即有资格申请考试。又同书《周弘正传》：“十五，召补国子生，仍于国学讲《周易》，诸生传习其义。以季春入学，孟冬应举。学司以其日浅，弗之许焉。博士到洽议曰：周郎年未弱冠，便自讲一经，虽曰诸生，实堪师表，无俟策试。”“应举”是指申请参加策试。周弘正入学不到一年，尚无应举资格，故学司不予批准。亦有在学数年方应策试者。《梁书·王承传》：“七岁通《周易》，选补国子生，年十五射策高第，除秘书郎”；《陈书·萧乾传》：“年九岁，召补国子周易生……十五举明经。”他们大约因为入学年龄太小，须多年学习，方有能力参加策试。

又梁、陈国子生入学后即分经专习。如萧乾、王劢、王质、徐孝克、徐仪为“周易生”；袁宪、张讥为“正言生”(“正言”即梁武帝所撰之《孔子正言章句》)；刘珏为“礼生”。此外似乎还有“尚书生”。《梁书·江蒨传》：“选为国子生，通《尚书》，举高第。”考试之时，应是依各人所习之专业不同，分别地加以考试。

二、“以文取人”的进一步强化

汉代的察举制度，兼含“以德取人”、“以能取人”和“以文取人”多种因素，在发展之中，它们也各自获得了不同的制度化形式。在汉代后期，察举之实施还受到了“以名取人”的强烈影响。但自从孝廉、秀才先后实行了射策对策之法以来，考试之环节的分量便一直在不断地加重，“以文取人”的原则在不断地强化。

刘宋时孝廉之举一度较重孝行，但总的说来这不过是一个小小曲折。由宋有《元嘉策孝秀文》、梁有《孝秀对策》一点，可知南朝孝廉之举，似仍以经术策试为中心环节。梁代又别有“纯孝”之举。《梁书·孝行吉翂传》记丹阳尹王志“欲于岁首举充纯孝之选”；同书同卷《刘昙净传》：“会有诏，士姓各举四科，昙净叔父慧斐举以应孝行，高祖用为海宁令”；同书同卷《庾沙弥传》：“族兄都官尚书咏表言其状，应纯孝之举，高祖召见，嘉之，以补歙令”。又《南史·孝义沈崇傃传》：“郡县举至孝，梁武闻，即遣中书舍人慰勉之，乃诏令释服，擢补太子洗马，旌其门闾。”由举主身份各异一点可知，“纯孝”并非孝廉之别名。《宋书·孝义传》多见孝廉，而《梁书·孝行传》却多见“纯孝”。由“纯孝”之别设一科，亦可反映孝廉一科与孝行已不甚相干。

齐、梁之时，孝廉已颇少见。孝廉察举之员额，据《宋书·百官志》是“江左以丹阳、吴、会稽、吴兴并大郡，岁举各二人”。又《通典》卷十四《选举二》：“宋制，丹阳、吴、会稽、吴兴四郡，岁举二人，余郡各一人。”查《宋书·孝义传》，会稽太守王韶之以潘综、吴逵孝义纯至，“并察孝廉”，是恰为二人。但据徐文范《东晋南朝舆地表》，宋文帝时郡数233个，齐建武时365个，梁大同中已达586个。郡数如此之多，而所见之孝廉反而日益减少，不成比例。那么，荒郡远邑是否都有岁举孝廉一人之资格，就是大可怀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