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授试以职”与“必累功劳”（第4/5页）

“试职”、“累功”之法，是同时适用于儒生文吏的。因为按规定只有“德行尤异”者才“不须经职”，那么，以经术得举的儒生就不能免去“试职”、“累功”之事。虽然儒生之“轨德立化”也不妨谓之为“能”，但吏事政务原为文吏之所长，那么这一制度，就将更有利于“以事胜”的文吏，而不利于“以职劣”的儒生。

东汉尚书台权重。《后汉书·韦彪传》：“天下枢要，在于尚书，尚书之选，岂可不重?而间者多从郎官超升此位，虽晓习文法，长于应对，然察察小慧，类无大能。”是居尚书者多为文吏。尚书多由尚书郎迁至。《后汉书·周荣传》：“诸(尚书)郎多文俗吏，鲜有雅才。”是尚书郎亦多文俗吏。尚书郎由三署孝廉郎选，孝廉则来自郡国察举。《后汉书·第五伦传》：“光武承王莽之余，颇以严猛为政，后代因之，遂成风化。郡国所举，类多辨职俗吏。”可见王朝重吏治，察举重功能，遂使“辨职俗吏”在帝国政府中占据着相当地位。

《资治通鉴·汉纪》明帝永平七年载宋均语：“国家喜文法廉吏，以为足以止奸也。”王充《论衡·程材》亦记当时“古经废而不修，旧学暗而不明，儒者寂于空室，文吏哗于朝堂”，“世俗共短儒生，儒生之徒亦自相少。何则?并好仕学宦，用吏为绳表也”。又《后汉纪·殇帝纪》载尚敏疏称：“自顷以来，五经颇废，后进之士，趣于文俗(8)，宿儒旧学，无与传业，由是俗吏繁炽，儒生寡少”(由字据《续古文苑》卷六补)，力请“自今官人，宜令取经学者，公府孝廉皆应诏，则人心专一，风化可淳也!”可见当时公府辟召、州郡察举，文吏颇有排挤儒生之势。究其原因，则在于“用吏为绳表”，遂使选官中“使能”、“达吏”因素得到了制度化的强调。

但是，儒生与文吏在吏治选官上的矛盾冲突，固然在一个时期内演化出如上结果，可是从更长的时期来看，这种冲突的深远影响却是在另一方面上表现出来的，这就是儒生与文吏的融合。

自汉武帝以来儒术就成了官方意识形态。虽然早期儒学对官僚行政很少探讨，儒生初始也确实不长于“优事理乱”，但“轨德立化”毕竟已经成了王朝主要政务之一，这一任务只能倚重儒生。尽管东汉儒生有“俗吏繁炽，儒生寡少”的抱怨，但这也是因为其政治期望值较之西汉已大为提高，而其时儒术与儒生的实际地位已不低下。王朝在行政上倚重文吏，但在意识形态上对儒术是推崇备至的。许多文化性官职如师傅、博士、文学、太子舍人等，仍是非儒生莫属。儒生文吏之争也未必就有损于王朝政务，或许还有促进，竞争有助于二者各自发挥其优长的一面。一方面王朝重吏治、重功能，主观上并非专意排斥儒生。儒生如果经“试职”证明了自己“便习官事”，那么就并不会遭到遗略，甚至可望得到比单纯的文吏更为优越的前景。固然耽于典籍不谙政事的师儒代有其人，但也有越来越多的“通儒”，在参政后渐次掌握了行政技能，兼有了“优事理乱”能力。另一方面，由于儒术的正统地位，许多文吏也开始兼涉经传、兼染儒风。就整个汉代的发展趋势而言，儒生文吏两大群体又处于相互渗透、相互融合之中。

一方面许多文吏出身者，在日益向儒生转向。如丙吉，“本起狱法小吏，后学《诗》、《礼》，皆通大义”，官至丞相；黄霸“少学律令，喜为吏”，后从大儒夏侯胜受《尚书》，举贤良为扬州刺史；于定国“少学法于父”，仕至廷尉后遂延师受经，“学士咸称焉”(均见《汉书》)。另一方面，不少儒生在习经同时又努力掌握律令文法。如王涣，“敦儒学，习《尚书》，读律令，略举大义”；黄昌“就经学，又晓习文法，仕郡为决曹”；陈球“少涉儒学，善律令”；钟皓“以《诗》、律教授，门徒千余人”。《论衡·程材》记当时风气：“是以世俗学问者，不肯竟明经学，深知古今，急欲成一家章句。义理略具，同趋学史书，读律讽令，治作情奏，习对向，滑跪拜，家成室就，召署辄能。”王充对那种“义理略具”就转习文法之风的批评，恰恰说明他之所谓“儒者寂于空室”，是指那些徒能讲诵不涉官务的儒生，他们因不能“典城牧民”而在仕途上不甚顺利；而社会上大量出现的却是那种既通一家章句，又兼明文法律令的亦儒亦吏式人物，这种人物的涌现已经成为一种深刻的时代潮流。

“试职”、“累功”的察举之法，有力地推动着这一变迁。《文献通考·选举八》：

东西汉之时，贤士长者，未尝不仕郡县也。自曹掾、书史，驭吏、亭长、门干、街卒、游徼、啬夫，尽儒生学士为之。才试于事，情见于物，则贤不肖较然。故遭事不惑，则知其智；犯难不避，则知其节；临财不私，则知其廉；应对不疑，则知其辨。如此，则察举易，而贤公卿大夫自此出矣。

西汉察举也自郡县属吏取人；而使之大为严密化、制度化的，则是东汉的“试职”、“累功”之法。这种“才试于事，情见于物”的选官办法，促使大量“儒生学士”通过吏职而“便习官事”，变成了谙悉政务的“贤公卿大夫”。

《艺文类聚》卷五二收有汉末魏初王粲所作之《儒吏论》片断，对儒生文吏之对立与融合，亦有出色议论：

执法之吏，不窥先王之典；搢绅之儒，不通律令之要。彼刀笔之吏，岂生而察刻哉?起于几案之下，长于官曹之间，无温裕文雅以自润，虽欲无察刻，弗能得矣。竹帛之儒，岂生而迂缓也?起于讲堂之上，游于乡校之中，无严猛断割以自裁，虽欲不迂缓，弗能得矣。先王见其如此也，是以博陈其教，辅和民性，达其所壅，祛其所蔽，吏服训雅，儒通文法，故能宽猛相济，刚柔自克也!

“吏服训雅，儒通文法”，正是两汉四百年儒生与文吏长期对立的归宿。由此而形成的一种既熟知儒家经典，又通晓文法律令的角色，构成了中国古代士大夫群体的基本特征与基本成分。东汉选官“以能取人”的方针和“试职”、“累功”的方法，有力地促成了这一变迁。由之，儒生与文吏的冲突，在二者的接近与融合中渐趋消解。而如我们在后文中将要看到的那样，这反过来又将反作用于选官制度的变迁。

【附记】本章叙述了“以能举人”方针和“试职”、“累功”方法，在东汉前期造成了文吏势力对儒生的排挤和对德行标准的冲击。但曾有学者根据统计提出，东汉孝廉以德行得举者居于多数。对此，我以为应作如下认识。首先，东汉二百年历史是一个漫长过程，各个阶段情况肯定各有差异。东汉前期，明明有“儒者寂于空室，文吏哗于朝堂”、“郡国所举类多办职俗吏”的记载。其次，“办职俗吏”并不为学人所重，而“盛德之士”则有更多机会进入史传，从而增加了统计比例。而且，许多“盛德之士”往往也是因为同时又具备吏干，才得到察举的。我们应该综合多方面材料，才能对察举一途中各类人物的比例消长作出较近情实的估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