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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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真族有记载可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西周以上，当时称为肃慎或息慎，活动于黑龙江流域和乌苏里江流域。后来被称为挹娄、勿吉、靺鞨。唐玄宗时期，曾封“黑水靺鞨”首领倪属利稽为勃利（今伯力）州刺史，在那里设黑水都督府，受辖于河北道幽州都督。

契丹建国以后，黑水靺鞨又改称女真（这些文字上的差异大都是读音上的转换。肃慎、女真基本上还是一音之转），受制于辽。

女真族和其他许多少数民族一样，都是构成我国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个成员，各族之间有着血肉相关的亲密联系。不但是我国，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少数民族问题。在历史上，各族之间或者在本族之内受到奴隶主、封建主的不公平的统治，被压迫者完全有权利起来反抗，为解放自己而进行的战争是正义的战争。

完颜阿骨打的祖父完颜乌古乃，父亲颏里钵，叔父颇剌淑、盈歌，哥哥乌雅束，先后被辽政府任命为生女真节度使，通过他们统治女真各部。他们受到辽政府朘刻无厌的剥削，因此在几十年以前就开始了以兼并各部为手段，以摆脱契丹统治为目的的所谓“开创”事业。前者仍然是压迫各部落的人民，后者却是反抗压迫者的正义斗争。

有一个著名的历史传说，说辽的皇帝为了猎取天鹅（天鹅是辽贵族珍视的禽鸟，猎取它是他们最高兴的娱乐之一）的需要，派专人到女真去搜求一种名为“海东青”的大鹰，引起一境的骚扰和反抗，引起辽、金之间十年的战争，最后导致了辽的灭亡。这种传说是把某些突出的现象看成本质的问题。其实，辽的殊求何止“海东青”一项。正是由于辽的统治阶级穷奢极侈，敲骨剥髓，才使它统治下的人民连最低限度的生活也过不下去。当人民的反抗逐渐团结、凝固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时，即使没有偶然性的“海东青”事件，反抗的风暴还是不可避免地、必然地要到来。

不管辽贵族是否懂得反抗必然要爆发这一规律，他们都无法抑制自己的贪欲，略为放松一点卡在人民脖子上的铁手。对于反抗者必须予以镇压这一统治者的金科玉律却是遵守不渝，并且颇有一些办法。一般说来，他们对于地区窎远、政权力量不能够直接控制的各族总是采取“化整为零，分而治之”，以及从汉族统治者那里学来的一套“以夷制夷”的老办法。他们在各部族之间挑拨离间，蓄意制造矛盾，有时扶植这一族，有时扶植那一部，尽量使之自相残杀，力量分散。他们的地方行政官“详稳”只消发几道空头的“节度使”“移里廑”等札子，就可以坐收渔翁之利。这些行之有效的办法，已经实行了许多年代。乌古乃以下的女真诸领袖也是积了几世的经验、吃了多少苦头才明白这些道理的。现在他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们假借辽的名义，利用辽的力量以扩大自己，把各部族合并到以自己为核心的一个集团中来。等到羽翼丰满、可以振翅高飞时，就公开打出反辽的旗号。

当然，要反抗已经积有一百多年统治经验的契丹贵族，不能光靠运用政治手腕，主要还得依靠军事实力。女真人本来就习惯于山居露宿，驰逐骑射，一般都英勇善战。辽贵族利用各部族的自相残杀，企图分化他们的政策，反而起了相反的效果，女真领袖们就是在兼并战争中锻炼出军事才能，学会了从小战到大战、从局部战争到全面战争的指挥艺术，加上当时辽贵族的腐朽性，使得女真人的力量迅速膨胀起来，成为辽的绝大威胁。

早在盈歌当节度使的时候，辽政府派了几千名军马追讨叛将萧海里而不能获胜，盈歌一战就俘杀了萧海里。这使盈歌获得使相的荣誉，同时也使女真领袖窥测到辽的弱点。相反，契丹贵族从此对女真人更怀有戒心，他们相互传说“女真满万便不可敌”的话，先已造成畏怯心理。等到阿骨打正式发动反辽战争以后，经过几次剧战，就迅速、彻底地摧毁了辽的军事力量。十分土地，占有其九，五京之中，攻陷其四，为少数民族很快赢得反抗战争的胜利提供了一个显著的例子。

反辽战争在这个阶段是符合女真族和其他受契丹贵族奴役的各族人民共同利益的。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胜利的迅速到来，辽的五京，金军已取其四，繁华殷盛的城市生活、目迷五色的城市建筑、稠密的人口、丰富的物资，这一切都刺激了女真贵族的贪欲。战胜的次数越多，占地越广，他们的胃口也就越大。军队所到之处，大肆杀掠，给战地的老百姓带来极大的灾祸，马扩在蔚州见到的惨象，并不是个别的例子。这时自卫战争已逐渐让位于掠夺战争，战争性质正在恶性转化。这个转化带来的必然后果就是军队的逐渐腐蚀，整个统治阶级的逐渐堕落。

在女真领袖中间，阿骨打最先发现这种变化，预见到它的危害性。但他不是从关心人民的痛苦出发，而是害怕军队变质，影响了他的“开创”事业，采取了许多防范措施。作为女真族的杰出、优秀的领导者，他的感觉之敏锐、行动之坚决都是十分值得称道的。

攻陷上京之后，天祚帝的儿媳吴王妃逃得略慢一步，落入金军手里，成为俘虏。这是个美丽非凡的女贵族。阿骨打的子弟亲贵们等闲没有开过这样的眼界，大家惊喜若狂，视之为明珠宝石，并且逐步公开到让她在规模相当大的宴会中歌舞助欢。律己严格的阿骨打知道了这件事，立刻作了严厉的处理，所有参加宴会的子侄亲贵，一律“赏”一顿柳条鞭，吴王妃被罚到马房里去割草、拌大豆，充当饲马的奴隶。这种为军队服务的奴仆，他们称为“阿里喜”。

阿骨打就是这样带领他的军队的。

这一年，阿骨打已经五十五岁了。长期的战争锻炼了他的领导能力，同时也破坏了某些生理机能。他预感到自己也可能像他的几个兄长一样不会活得很长久，唯恐在这短促的一生中不能完成他的远大目标，是造成他思想中最大的恐惧。因此目前他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为着急地要想促使它的实现。在他接见赵良嗣、马扩前的十多天中，他的确在居庸关附近一带视察军情地势，了解辽方动态，考虑进一步的行动。签订条约、履行义务，都不过是一时利害上的权宜措施，根本不是他的生活信条。他签署了协议，并不打算遵守它。“行动”才是他的信条，行动是促使事业实现的唯一手段。可以说他的一生无时无刻不在行动中。

当前，捕获天祚帝在他心目中已成为次要的任务，已经交给大太子粘罕。他的头脑中同时迅速出现几种方案：他绝不能轻易放弃燕京城这个重要的政治、军事基地，萧普贤女的残辽政权，必须予以彻底的摧毁，这是毋庸置疑的。他考虑的是，如果这次宋朝出兵，能够顺利取得燕京，那么，他暂时只好置燕京于外府，而要尽占居庸关、南口、古北口等形胜之地，使燕京城随时可以成为他的囊中之物；如果宋军不能成功，他就名正言顺地直接出兵去攫取燕京。一个政权与另一个政权的关系，千条万条，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比较实力的强弱，以势凌人，在某些时期可以相互利用，到了另一个时期就必须以兵戎相见，最终非把对方灭亡不可。除此以外，其余的抽象概念都是不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