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历史与个人（第4/17页）

宋哲元对日态度的转变，真正开始在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之后。

于是，最后终于导致华北驻屯军挑起以宋哲元为对象的“七七”事变。

“七七”事变发生了，他仍然犹豫动摇于抗战与妥协之间。直到7月27日，才发表坚决抗日的通电。

那个时候在中国除了汉奸，不抗日的已经没有几个人了。

中国历史上有许多根基太深的谜。教科书上说，抗日战争是自1840年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戴上这个花环，却让人感受到其中刺人的荆棘。有一些任凭时间流逝多少年，也必须说清而又不易说清的事情。国人无不知“七七”事变为抗战发端。但卢沟桥并非边关塞外，疆界海防，连万里长城上的一处垛口也不是，它实实在在是在北京西南。为什么战争尚未正式打响，鬼子已经抄到京师以南扼住了我们的咽喉？华北地区的全部日军最多也只有8400人，同一地区仅宋哲元的二十九军兵力就不下10万；战争爆发之前敌方不但如此深入你的领土，而且以如此少的兵力向你挑战，查遍世界战争史，有没有这样的先例？

一个中国人，如果仅仅会唱《大刀进行曲》，还无法明白那段历史。时光再流逝，我们也必须记住那些往往令我们不愿记忆的事情。必须要探究，那些胸前不乏勋章的人们是怎么退到了这一步，才终于“忍无可忍”了的。不了解当时中国的政治、军事有多么腐朽，国家有多么衰弱，你就永远不会理解衰弱与腐朽要带来多么巨大且深重的灾难。

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真实历史。它是荆棘，而不是花环。

当日本关东军和华北驻屯军都感到侵华力量不足的时候，一心一意“安内”的蒋介石，也开始感到侵略迫在眉睫，抗日的力量不足。

对国力军力皆弱的中国来说，选择余地是十分有限的。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甚至也令蒋无可选择，只有和苏联搞好关系。

1935年12月14日，宋哲元那个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之前，苏联政府致电其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要他通知蒋介石，苏联政府准备就同中国签订军事协定问题进行具体的讨论。

这正是蒋梦寐以求的事情。

12月19日，宋哲元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第二天，鲍格莫洛夫与蒋介石会谈。

内外交困的蒋介石相当客气。他表示遗憾说，过去中苏间有过不少误会，特别是在对中共的态度问题上。他说，他从来不反对共产党的存在，共产党和其他党派一样，有权发表自己的见解。

鲍格莫洛夫正式将苏联政府同意讨论签订苏中协定的决定告诉蒋介石。

蒋立即声明，他想以1923年1月《孙文越飞宣言》作为中苏关系的基础。他脑子转得飞快。孙越宣言的基础是越飞承认苏维埃制度和共产党组织不适用于中国。

鲍格莫洛夫没有接受这个建议。苏方提的是签订军事协定问题。

蒋介石换一个方式，仍然坚决要求苏联政府协助他同中国共产党达到统一。他对鲍格莫洛夫说：“如果这个问题谈判成功，其余问题可以迎刃而解。”他还说，如苏联政府在一定程度上给中国红军以影响，使其承认南京政府的权威并服从南京政府，苏联政府就将得到真诚的可信任的联盟。

蒋介石软了不少。但其首要方针还是“安内”。

12月28日，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莫尼亚科夫给鲍格莫洛夫回信：

我们同意蒋介石关于互助合作，抗击日本的建议，我们的出发点是，这样做有利于支持中国日益高涨的武装抗日潮流。如果中国真正发起反抗日本的解放战争，我们愿意给予力所能及的支持。但是我们认为，尽管中国抗日思想日益高涨，我们同蒋介石签订协定，从而担负起一旦日本发动武装侵犯便要相互支援的义务，似乎还为时过早。蒋介石虽比以前收敛，但仍不断向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要求让步。也许这一切只是耍手腕以赢得时间，希图改变力量对比以利中国，特别是等待意大利——阿比西尼亚战争的结局。但始终不能排除他利用与我们的谈判，同日本达成妥协的可能。

对这个太反复无常的蒋介石，苏联人还在观望。

蒋介石却等不得了。1936年1月，他委派驻莫斯科武官邓文仪同王明直接会谈。

根据共产国际保留下来的记录，邓文仪当时说，蒋介石和南京政府被日本的宣传所欺骗。他们认为日本不会、也不能把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所以他们决定不抗日，而首先同日本一起反对西方列强，然后他们再来对付日本。邓说：现在看来这是错误的，日本进攻威胁到整个中华民族，不抗日中国就会灭亡。

邓文仪告诉王明，蒋介石收到他在共产国际“七大”的发言和《八一宣言》后，决定同中共谈判。初步提出三项建议：

①取消苏维埃政府，苏维埃政府的所有领导人和工作人员参加南京政府；

②因为对日作战需有统一指挥，改组工农红军为国民革命军；

③恢复两党在1924-1927年的合作形式或任何其他形式。

邓文仪强调，在上述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可以继续存在。

谈到改编红军时，邓文仪说：“当然红军不会接受南京政府的军事工作人员，但红军和南京军队间应交换政工人员以表示互相信任和尊重。南京政府将给红军一定数量的武器和粮食，以及拨出若干军队帮助红军，以便红军开到内蒙古前线，而南京军队将保卫长江流域。”

轮到王明表态了。王明说，蒋介石把内蒙古划为红军根据地和活动区域，实际上是使红军处在他的监视之下，这是共产党所不能接受的。

邓回答说：考虑到内蒙古远离中心和那里缺乏粮食，南京政府可以给红军其他地区作为基地，其中包括西北部分地区。他还说，这使中共有可能建立“国际联系”。邓文仪特别提出，在中日战争情况下，日本将会封锁中国海岸，那时，中国将不能从欧洲和美国买到武器和弹药，主要来源将是苏联，所以我们想经过西北从苏联方面得到武器和弹药。

王明根本不了解国内的详细情况，他最后只有向邓文仪建议同在国内的中共和红军领导建立直接联系，谈判抗日和停战的具体条件。

1936年1月23日，王明专就此事写信给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介绍邓文仪去苏区。并让潘汉年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人民外交部副部长身份致函蒋介石，代表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和红军总司令朱德，保证邓文仪进入苏区谈判时的人身自由与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