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瞩目大西南(第2/11页)

 

这些交易,蒋介石不知。

 

但蒋图黔的决心之大,王家烈也不知。

 

蒋与刘湘的关系也不浅。

 

刘湘在关键时刻帮过蒋介石的大忙。

 

他与蒋并无历史渊源。1927年3月23日,一个叫戴弁的黄埔学生带来两封电报。一是武汉中央党政联席会议的决议,免去蒋介石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一是蒋介石等人以南昌国民党中央常务会名义的通电,解散武汉党政联席会议。

 

事先连个招呼也不打,就这么面对面叫人选择何去何从。

 

刘湘看过两个电报,当众高举起南昌那份通电,大声说:“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我服从总司令的命令。”

 

蒋总司令立即给他国民革命军第五路军总指挥,并特让黄郛托日本军舰“比良”号运去一部短波无线电台。当时这种无线电台全国只有三部,一部在南京蒋介石总司令部;一部在上海龙华白崇禧司令部;一部在重庆刘湘司令部。

 

蒋对刘湘的重视也可见一斑。

 

蒋介石也在关键时刻帮过刘湘的大忙。

 

1932年刘湘与刘文辉争夺四川,当时刘文辉为四川省主席,要打倒他,非有蒋介石支持不可。

 

蒋介石无保留地支持刘湘。

 

西南军阀中与蒋介石关系最浅的,便是龙云。蒋介石认为最不好琢磨的,也是龙云。蒋介石帮助王家烈掌握了贵州,帮助刘湘统一了四川,唯对龙云没有帮上什么忙。

 

因而龙云也最难控制。

 

龙云的经历,颇富当今的影视传奇色彩。他是彝族人,彝名纳吉鸟梯,本出身奴隶主贵族,父病逝后家境衰落,他流浪于川西滇北金沙江两岸,拜江湖术士为师,学了一手好拳法。辛亥革命后入云南讲武堂第四期骑兵科学习。1914年秋,昆明来了一个法国大力士,自称打遍天下无敌手,在云南陆军讲武堂摆擂台三天。头两天的确无人打得过他,第三天龙云穿一双草鞋上台,硬是用“和尚撞钟”之法用双拳和头部将大力士撞翻,随即一扑将其压住。

 

法国拳师认输离开昆明,龙云也由此引起云南军阀唐继尧的注意,被任命为唐都督的中尉侍从副官,从此开始发迹生涯。

 

从1915年底任唐部副官,到1927年以昆明镇守使身份发动推翻唐继尧的“二六”政变,龙云惨淡经营了12年时间。靠唐继尧发迹再到扳倒唐继尧,他走的也是军阀前辈走过的老道路。不同的是龙云的路似乎分外艰难,刚刚掌握云南大权就挨了一颗炸弹,一只眼睛被碎玻璃扎伤,鲜血淋漓,成为终身残疾。

 

1928年1月,蒋介石发布龙云为云南省政府主席兼第十三路军总指挥。龙云仔细审看委任状时,眼前一定是带着模糊的血色的。

 

无论如何,西南军阀的三个关键人物,都是由蒋介石任命的。他们都对蒋介石有所依赖,有所畏惧,也有所防范。

 

从部队战斗力看,刘湘的川军拥兵百团以上,兵力、战斗力最强,内部派系也最复杂。龙云的滇军兵力最少,没有军师编制,全部兵力仅6个旅加1个警卫团共13个团,比黔军还少一半,但兵员却最精,内部最统一,掌握控制也最严。黔军成军最晚,在西南诸军中,黔军虽然兵员尚足,兵力居中,但战斗力最弱,在历次军阀战争中很少得胜。不是败于滇军,就是败于川军。

 

毛泽东选择歼灭对象时,是拣弱的打。

 

蒋介石对付地方军阀也是如此。

 

收拾大西南,他首先选中了与他关系最深、但实力最弱的王家烈。

 

他把石头准备好了。

 

这块石头,就是紧紧跟在红军后面的薛岳。

 

二、量变,质变

 

1935年1月,当长征队伍一步步深入西南腹地、逼近遵义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知道他们正在接近最终使他们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转折点吗?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中央红军不得不放弃根据地突围西征,湘江一战又折损过半,已经积聚起了足够的量变,质变已势在必然。但社会规律与自然规律的区别就在于,前者不能自然而然地实现,必须经过人们不懈的努力、忘我的奋斗去争取。

 

在这方面,毛泽东的确不屈不挠。

 

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把长征中毛泽东与张闻天、王稼祥的接近形容为“担架上的‘阴谋’”。其实毛泽东的这一工作,在长征之前已经开始。

 

孔荷宠的叛变使敌人知道了中央各机关在瑞金的准确位置。1934年8月瑞金连续遭到敌机轰炸,中共中央被迫迁往云石山。云石山上有一个小庙,叫“云山古寺”,毛泽东和张闻天的住处都在里面。开始是生活上互相关心,后来在小庙里那棵黄槲树下的一次深谈,毛泽东才知道张闻天也对博古、李德等人的领导深为不满。

 

毛泽东当时脱离中央核心已久,连广昌战役后的“博洛分裂”都不知道。

 

洛甫,即张闻天。

 

张闻天与博古早就相识。两人都是1925年入党。当时张闻天在苏州乐益女中任教,到苏州高等工业专门学校演讲,台下听众中就有一名叫秦邦宪的青年。秦邦宪1926年入莫斯科中山大学,起俄文名БОГУНОВ,中文译作“博古诺夫”,名字起得也很合他的性格:БОГ是“上帝”之意。回国后他的化名就是博古。

 

张闻天先一步到中山大学学习。两人气质、性格完全不同。张闻天学识渊博,思维缜密;博古大刀阔斧,口若悬河。在中大内部斗争期间两人都站在支部局一边,属于少数派,即后来响当当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在苏联团结一致英勇战斗的布尔什维克,到了中国却指责对方为普列汉诺夫。

 

博古1930年5月回国,比张闻天早7个月。这7个月可不能小看,它成为博古日后在张闻天面前总有一种优越感的重要发源。

 

当时恰逢比博古更加大刀阔斧的李立三推行“立三路线”。博古从王明那里知道了共产国际对“立三路线”的态度,便和王明一起激烈地反对这一路线。李立三给王明6个月留党察看处分,给博古、王稼祥、何子述3人党内严重警告处分,4人都被调离中央机关。

 

待米夫来中国收拾这个局面时,挨的处分就成了王明、博古等人的重要资本。米夫在中国最大的成果,就是给中国革命带来巨大损失的六届四中全会。这届全会后王明成为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博古也反败为胜,先当团中央宣传部长,后成为团中央书记。

 

张闻天1932年2月回国时,惊心动魄的斗争都已过去了。他和杨尚昆一同回来,博古代表党中央最先迎接他们。凭理论功底,张闻天不久就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职务,但在博古等人看来,总有一些下山摘挑子的味道。1931年9月,鉴于王明要去苏联,周恩来要去中央苏区,共产国际远东局提议成立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博古排第一,负总责,张闻天排第二,负责中央宣传工作。博、张二人连候补中央委员都不是,皆一蹴而就为政治局常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