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东方之梦

中国是日本最早的老师。日本又是中国最新的老师。中国革命者从日本译来了《共产党宣言》，日本浪人却在中国炮制出法西斯理论。“三羽乌”从蒸汽浴室腾空而起，给世界的东方带来巨大黑暗。

 

一、一言难尽的一衣带水

 

若说中国与哪一个国家的关系最难说清，恐怕当属日本。

 

历史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给日本人以如此巨大的影响。

 

从汉字到围棋，从《论语》到《法华经》，日本人几乎一成不变地从中国学去了这些文化精髓。

 

历史上也没有哪一个国家像日本这样，给中国人如此巨大的伤害。

 

自甲午战争始，哪一次针对中国的战争，都少不了日本；哪一个帝国主义杀人，都不像日本人那样在南京屠城。

 

中日两国，说不清的关系，说不清的恩怨，皆用这四个字带过：一衣带水。

 

因为一衣带水，联系方便，影响也方便；

 

因为一衣带水，掠夺方便，侵略也方便。

 

日本原本也是被侵略者。而且对被侵略、被掠夺一直比中国有着更多的担心。1837年幕府统治者德川齐昭发出预言：日本将是西方攻击的第一个目标。中国太大，朝鲜和琉球又太小，对大不列颠的炮舰来说，日本恰好不大不小。

 

他比中国的道光皇帝先预感到危机。

 

三年以后危机来了，却首先来到躺在床上抽鸦片的中国。

 

即使如此，鸦片战争的冲击对日本也极大。许多人以鸦片战争为题著书立说，论述西方对东方的野心，慨叹清政府的失败，警告德川幕府如果不速筹对策，必重蹈中国覆辙。

 

诗人山田芳谷特赋涛一首：

 

勿峙内洋多礁砂，支那倾覆是前车。

 

浙江一带唯流水，巨舰泝来欧罗巴。

 

日本还在不断地向中国学习。这回学到的是危机。

 

日本的危机也紧随中国之后，很快到来了。

 

1853年7月8日，美国的东印度舰队司令官佩里率萨斯克哈那号、密西西比号、普利茅斯号和萨拉托加号4艘军舰打开日本国门。

 

1854年，美国强迫日本签订第一个不平等条约《神奈川条约》，规定日本开放下田、函馆为对美通商口岸。

 

1855年，俄国强迫日本签订《下田条约》，划定两国在千岛群岛的疆界，并强迫日本开放下田、函馆、长崎三港为对俄通商口岸。

 

1856年，荷兰强迫日本签署《和亲条约》，片面规定荷兰的权益和领事裁判权。

 

1857年和1858年，美国又与日本签订两个所谓的《通商友好条约》，不仅夺得了租界和领事裁判权，而且剥夺了日本的关税自主权。

 

1860年以后，英国、美国也分别强迫日本签订了不平等条约。

 

1863年至1864年，美、英、法、荷四国组成联合舰队，炮击日本下关，勒索战争赔款，控制日本关税，取得在日本的驻兵权。

 

日本面临与中国同样的命运。

 

明治维新以前的日本社会，也是一个超凝固、超停滞的社会。1864年，东京大学前身“开成所”的教授杉亨二读到世界史法国大革命的章节，不禁惊呼：“人类社会之变动竟有如此之剧烈耶？余为之落胆也！”

 

可见社会的停滞已经给人们的思想意识带来了何等深刻的影响。

 

真正使日本人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一个是西方的坚船利炮，另一个是中国的魏源。

 

林则徐交代魏源写的《海国图志》《圣武记》《瀛环志略》，在中国没有引起太大反响，鸦片战争后传到日本，却引起了强烈震动。这是日本统治者和知识界首先接触到的洋学知识。魏源在日本的知名度远远超过中国。

 

合上魏源的书本睁开眼睛看世界时，对岸正火焰熊熊——大清王朝的圆明园被英法联军付之一炬。危机四伏的日本也必须作出选择——怎样避免重蹈中国的覆辙？

 

于是有了1868年的明治维新。

 

明治维新之前的6年——1862年，中国已经开始悄悄发生一场洋务运动。

 

明治维新既受中国危机及魏源思想的启示，也为日本本身的危机所推动，还多多少少带有一点儿效仿中国洋务运动的意思。

 

中国的洋务运动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三个著名人物作为代表。

 

日本的明治维新也有所谓“三杰”：西乡隆盛、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

 

中国的洋务运动核心是“师夷长技以自强”，谋求最终摆脱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威胁。

 

日本的明治维新提出“尊王攘夷”，也是为了挽救民族危机，驱逐外国侵略势力。

 

但中国的洋务运动最终败给了日本的明治维新。美国学者玛丽·K.赖特夫人评价当时中国与日本的改革时说，洋务运动“既不是政变，不是革命，也不是一个新的时代，只不过是依仗全体士大夫的能力与努力，使历史上难以避免的没落过程留下的一个小阳春”，是企图重新建立“中国保守主义的立足点”。

 

1868年开始的日本明治维新却并非如此。当时明治天皇以“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沦”和“破除旧习，求知识于全世界”为主导，自上而下开展了一场效仿西方的激进改革：以“殖产兴业”大力促进资本主义在日本的发展；以“文明开化”在日本社会全面推广现代科技和文化教育；以“富国强兵”建立新式军队的军制和警察制度。明治维新涉及日本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教育、交通、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制度设计与重建。

 

就是这场激进的改革，使日本最终走上了战争扩张的道路。

 

中日从此分道扬镳。

 

在中日分道扬镳进程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日本人并不是明治天皇，也不是西乡隆盛、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这些所谓的“维新三杰”，甚至不是伊藤博文这样的日本近代政治制度设计者，而是一个被誉为“日本的伏尔泰”、“日本国民的教师”的人，其头像至今印在1万日元纸币上以接受日本人最高致意的思想家，他叫福泽谕吉。

 

福泽谕吉1872年写《劝学篇》，提出“天生的人一律平等”，在等级森严的日本社会无异于平地惊雷，奠定了其启蒙思想家的地位；1875年福泽发表《文明论概略》，提出只要以文明发展为目标，不论是什么样的政体，都应当受民众欢迎；不论用什么样的方法，都应当为社会所接受。从这里开始，福泽的思想发生转向了，这种思想最终演变为日本的“战争合理论”。

 

福泽的名篇是1885年发表《脱亚论》。这篇文章指导了迄今为止一个多世纪的日本政治实践，今天在日本仍然受到极大推崇。该文的核心观点是：“为今日计，我国不能再盲目等待邻国达成文明开化，共同振兴亚细亚，莫如与其脱离关系而与西洋文明共进退。”福泽在文章中特别提出：“支那和朝鲜是日本的邻邦，同他们打交道用不着特别客气，完全可以模仿西洋人的方式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