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潜龙勿用：襁褓中的革命文艺（第3/7页）

瞿秋白第一次听《国际歌》，是1920年在哈尔滨工党联合会庆祝十月革命节的集会上。“看坛下挤满了的人，宣布开会时大家都高呼‘万岁’，哄然起立唱《国·际歌》（International），声调雄壮得很。”这一定给了瞿秋白极深极深的印象。当瞿秋白面对国民党行刑队的枪口，唱起《国际歌》时，他大半会想起15年前的这一场景。是这首歌让他看见了世上最美的艺术，从此他决定献身给那艺术之神，他做到了。

在《赤都心史》中，瞿秋白写到几次大会。如《莫斯科的赤潮》一节中写“杜洛次基洪亮的声音，震颤赤场对面的高云，回音响亮，如像声声都想传遍宇宙似的”。接下去写道：

昨天共产国际行第三次大会开会式。大剧院五千余座位都占得满满的，在台上四望，真是人海，万头攒动，欣喜的气象，革命的热度已到百分。祗诺维叶夫（Zinovieff）致开会词：“我以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宣布第三次的‘为全世界所嫉视的’共产国际大会开会……”下面鼓掌声如巨雷，奏《国际歌》……

这场面如果对比一下今天流行歌星演唱会上追星族们泪流满面地请他们的青春偶像在T恤衫上签名，后者显得多么苍白而荒唐，二者究竟哪一个更称得上艺术呢？

在《列宁杜洛次基》一节中记叙列宁：

安德莱厅每逢列宁演说，台前拥挤不堪，椅上，桌上都站堆着人山。电气照相灯开时，列宁伟大的头影投射在共产国际“各地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等标语题词上，又衬着红绫奇画，——另成一新奇的感想，特异的象征。……列宁的演说，篇末数字往往为霹雳的鼓掌声所吞没。……

可以明显感到，作者执笔时的激情和作者身在演说现场时的心跳。这段文字就是一幅象征主义的绘画，在作者的心目中，所映现出的是奇异的美。那“伟大的头影”具有不可思议的神奇魅力。作者所写的不是演说，而是一场威武雄壮的历史剧。

《赤色十月》一节中亦写到列宁：

集会的人，看来人人都异常兴致勃发。无意之中，忽然见列宁立登演坛。全会场都拥挤簇动。几分钟间，好像是奇愕不胜，寂然一晌，后来突然“万岁”声，鼓掌声，震天动地。……

从“寂然一晌”，到“震天动地”，用的是《老残游记》中“明湖居听书”的笔法。接下去写道：“工人群众的眼光，万箭一心，都注射在列宁身上。大家用心尽力听着演说，一字不肯放过。”这里表现出对革命领袖崇拜气氛的渲染。崇拜是一种文明仪式，在崇拜中，崇拜者得到莫大的精神快感。革命崇拜更能使人无尚忘我，达到古往今来一切艺术大师所最向往的“销魂”境地。1921年的中国，七分八裂，缺少的就是一个可以让人崇拜的中心。作者在字里行间流露出羡慕之情，中国多么需要有所崇拜呀！崇拜本身并不是坏事。只要崇拜的对象值得崇拜，那就不应该为了表示自己精神独立而故作傲态。何况人总是要有所崇拜，什么都不崇拜的人其实崇拜的正是他自以为得意的这种自负态度。鲁迅说中国人什么都不崇拜，但若细想，世上恐怕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国人这样崇拜金钱。为了一分钱可以杀人，甚至“留下买路钱”成了强盗的上场诗。打破个人崇拜固然是一件好事，但打破了之后就任人崇拜金钱。其实，崇拜一个有些缺点的革命领袖，或者崇拜一个荒唐可笑的灶王爷，都比拜金要好。过去个人崇拜的确给人民带来了苦痛，但那苦痛不是来自崇拜，而是来自——有的人崇拜，有的人却不崇拜。崇拜意味着道路的选择，从1921年开始，有一条通往“饿乡”的路，画在了中国人的选择题上。

1923年瞿秋白译过高尔基《意大利故事》的第五章，名为《那个城》。文前按语说：“这是象征小说。那个城即是俄国大革命，大破坏后的光景，那个小孩即是指的是中国。”小说写道：

沿着大路走向一个城，——个小孩子赶赶紧紧的跑着。

那个城躺在地上，好大的建筑都横七竖八的互相枕藉着，仿佛呻吟，又像是挣扎。远远的看来，似乎他刚刚被火，——那血色的火苗还没熄灭，一切亭台楼阁砖石瓦砾都煅得煊红。

小孩的前面是血火未熄的城，“那城呵——无限苦痛斗争，为幸福而斗争的地方——流着鲜红……鲜红的血”。而小孩的背后“就是无声的夜，披着黑氅”。“可是似乎那个城却等待着他，他是必须的，人人所渴望的，就是青焰赤苗的火也都等着他。”城里有火，有血，有尸体，有呻吟，但中国就是要向那个城走去。为什么？原来：

小孩子站住，掀掀眉，舒舒气，定定心心的，勇勇敢敢的向前看着；一会儿又走起来了，走得更快。

跟在他后面的夜，却低低的，像慈母似的向他说——“是时候了，小孩子，走罢！他们——等着呢……”

一个需要革命的国度，在一群向往革命的艺术“疯子”带领下，终于奔向了血与火的“仙境”。

“疯子”们并非飞蛾扑火，扑上去便完事。革命的一半是破坏，更重要的一半乃是建设。瞿秋白是带着两个疑问前往“饿乡”的。第一个疑问是落后的经济社会，“如西伯利亚，如哈尔滨，怎样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社会？”第二个疑问是殖民地的剥削政策下之经济，“依社会主义的原则，应当怎么样整顿”。疯子是取经者，也是盗火人。现在颇有些人怀疑当初走俄国十月革命的路是不是太轻率了，其实这不是个轻率与庄重的问题，而是这条路是历史的必然。条条大路都试过，最后绿灯一亮，写着“惟此路通”。1921年1月21日，毛泽东在致蔡和森的回信中说，改造中国的唯一方法是“俄国现在实行的无产阶级专政”。专政便是高度组织化，才能使万分落后的国度迅速“赶超”。在赶超和专政阶段，该国度必然要付出放弃享乐的代价，但这代价不应算在赶超和专政的账上，而应该算在昏聩的前人过度享乐的账上。难道能把五六十年代的生活艰辛归罪于五六十年代既廉政又辛劳的政府吗？20世纪中国的贫困屈辱难道不都是18世纪、19世纪闭关自守、花天酒地所遗留给我们的财产吗？在享乐的沙发里对往日的革命撇嘴皱眉的人，实在需要回到饿乡去清醒一下脂肪过多的大脑。

《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之所以是优秀的革命文学，还在于它们没有用空洞的口号去宣传和鼓动革命，它们只是如实写出了所见所闻所思所感。革命没有脱离更没有压倒文学，文章到处散发着髙贵的艺术气息，优美的文字、起伏的情感，结合得十分完美。请欣赏《饿乡纪程》的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