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革命还是毁灭：沉重的小说（第2/7页）

沉重，是1921年前后新文学小说给人的一个显著的审美感受。同是女作家，庐隐的沉重感要远甚于冰心。这位不幸而短命的小说家1921年的《一封信》，1922年的《或人的悲哀》，1923年的《丽石的日记》、《海滨故人》等篇什也均属“问题小说”，但叙述者已不把焦虑中心放在对问题的解决上，而是以问题作框架，抒发出满天的悲云愁雾。其实，说理本非小说的特长，而抒情方是艺术的强项，故而杨义先生轩轾道：“庐隐在诗歌、散文方面输于冰心，在小说的成就上则有过之而无不及”，此话颇有道理。冰心写了一个“爱”；而庐隐写了一个“愁”冰心的“爱”是祈使句，是命令式；庐隐的“愁”则是省略句，是倾诉式。冰心是先有问题，后造小说；庐隐是先有一腔苦痛，再化满纸血泪。冰心的问题，不是叙述者自身的问题，而是叙述者的解决对象；庐隐的问题，则是叙述者并未当作“问题”提出的自身的问题。冰心像一位发还作文本的老师，欣慰并得意于自己的评语；而庐隐则是一个失学的优等生，在旷野里一页页撕下心爱的日记放飞到风中……庐隐的“问题小说”虽也有“人生究竟是什么”的提问，但她并不在乎答案，而只把自己沉浸在这提问的气氛中，在矛盾和彷徨之间体会那份生命的“沉重”。所谓“十年读书，得来的只是烦恼与悲愁，究竟知识误我？我误知识？”（《海滨故人》）这是不需要回答的，需要的是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知音。冰心不是这样的知音，所以她并不了解笔下的何彬。真正的何彬绝不是一束鲜花、几声呻吟所能感化征服的，而必定是高扬起尼采的鞭子，站在冰心的面前。

沉重而不可排解，这便引起了“沉思”。王统照《沉思》中的琼逸女士，日后很可能便是庐隐笔下的露沙之属。王统照也写过冰心《超人》那样的宣扬爱的无边伟力之作，即是著名的《微笑》。狱中一个精神麻木的小偷阿根，偶然看见了一个皈依基督教的女犯人的慈祥的微笑，顿时获得了新生，出狱后成了个“有些知识的工人”。不过与冰心不同的是，这“慈祥的微笑”是偶然获得的。倘若没有这一“偶然”呢？《湖畔儿语》中的流浪儿就无法摆脱母亲卖淫为生的悲惨命运。正如他1922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一叶》的诗序所云：“为何生命是永久地如一叶飘堕地上？为何悲哀是永久而且接连着结在我的心底？”《一叶》的主人公在墙上挂着爱神的画片，但这爱神并不能解决主人公的人生悲哀与苦闷，正如《沉思》中的女模特并不能让画家实现其艺术理想。

沉思或许能令人清醒，于是便可以比较冷静地审视人生。这便有了一位以冷静著称的问题小说家——叶绍钧。从1919年到1923年，他先后发表了四十多篇短篇小说，结集为1922年出版的《隔膜》和1923年出版的《火灾》。沈雁冰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中说：“要是有人问到：第一个‘十年’中反映着小市民知识分子的灰色生活的是那一位作家的作品呢？我的回答是叶绍钧。”这位在1921年仅27岁的叶绍钧，不动声色地“描写着灰色的卑琐人生”，从他的字里行间，能够感受到对爱的呼唤，但他把这呼唤留给读者去发挥，他更多渲染的是人与人之间的“隔膜”。男女间的隔膜，夫妻间的隔膜，阶级间的隔膜，一切之间的隔膜。对这隔膜的体会和挖掘之深，使他超越了一般的“问题小说”，而具有强烈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特别是涉及他所最熟稔的教育界时，1925年1月发表的《潘先生在难中》，是公认的叶绍钧短篇小说代表作，它可以看作叶绍钧“问题小说”的总结语。那种安安静静、和和气气的讽剌风格令人在仿佛无事中感到真正的沉重。

倘若沉思不能令人清醒，反而越思越烦躁，越思越痛苦，那就有可能使人走向“沉沦”。

1921年10月15日，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了“创造社丛书”第三种——小说集《沉沦》。这是新文学的第一部小说集，它早于第二部小说集叶绍钧的《隔膜》——5个月，早于第三部小说集一冰心的《超人》——19个月，早于第四部小说集——鲁迅的《呐喊》——22个月。《沉沦》一问世，就引起了不同凡响的轰动。有的青年甚至连夜乘火车到上海去买《沉沦》。这部集子是新文学阵营投向传统文学的第一捆集束手榴弹，也是以创造社为代表的“自叙传”小说正式形成流派的开始。

《沉沦》中只有三篇小说——《沉沦》和《银灰色的死》、《南迁》。其中作为集名的《沉沦》成为郁达夫的代表作。

《沉沦》开头一句便写道：“他近来觉得孤冷得可怜。”这个“他”是位留日青年，忧郁、自卑，又愤世嫉俗，年青的心灵被损害得千疮百孔。他在备受冷落欺凌的孤寂环境中渴望得到温暖的慰藉和真挚的爱情。但是作为一个“弱国小民”，他深深感受到来自日本少女的轻蔑，连少女的笑声也在他心中烙上摧毁性的灼伤。他一步步走向变态，偷听野合，偷看浴女，沉溺于手淫，一次次想振作又一次次继续沉溺下去。他怀着“同兔儿似的小胆，同猿猴似的淫心”，到酒馆妓院去放纵发泄，终于觉得自己已不可救药。他走向波涛汹涌的大海，发出心底悲愤的呼喊：“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丨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

由于这个“高格调”的结尾，引起了关于这篇小说是否具有爱国主义主题的不同意见。主人公的沉沦，有他自身的性格和遭遇的原因，但不容否认，也与中国在日本面前的战败国的屈辱身份有关。小说的主要故事和篇幅不是在宣传爱国主义，主题也不是一个简单的爱国主义所能归纳的。但人物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是相连的，人物的沉沦是在国家的沉沦这一大背景之下发生的。这固然不等于说作品因此就增加了艺术价值，但的确可以说明它为什么在1921年的中国能引起那么广泛的共鸣。

《沉沦》万人争阅，引起长期争议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小说中的性描写。对此有人嗤之以鼻，百般诋毁；有人又高声赞美，赋予神圣的意义。郭沫若在《论郁达夫》中说：“他的清新的笔调，在中国的枯槁的社会里面好像吹来了一股春风，立刻吹醒了当时的无数青年的心。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想了。为什么？就因为有这样露骨的真率^使他们感受着作假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