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外交困

在上海陷落之后，“九国公约”也没戏了。

这次国际会议表面上是宣告暂停，实际上是无限期停止，而在此之前，它仅仅像国联一样，发布了一个谴责日本的宣言。

当初扩大淞沪会战，付出如此大的牺牲，一大动因就是希望引起老外特别是美国的注意乃至干涉。

老外们的确是注意了，而且还肃然起敬。

特别是“八百壮士”守四行仓库，简直是一个绝妙的公关宣传，让你到了不打开电台，不翻开报纸，不每天追听追看都不行的地步。

淞沪战役由此被国际舆论认为是自一战后，全世界经历到的“最易目见，最经过宣扬，而且最为重要”的一场战斗。

在美国人眼里，中国被视为是为民主和自由而战，参加抗战的中国人意志坚定，众志成城，这一印象成了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前美国民众对中国的普遍印象。

当时美国搞民意调查，同情中国的占到74％，而同情日本的只有2％，这在以前是没有过的，也为美国政府和民间后来越来越倾向于中国奠定了基础。

由于美国政府有中立法，所以暂时无法对中国进行直接军事援助，但它还是给予了财政上的支持。

自“七七事变”开始，一直到后来的武汉会战，在这整整一年时间里，美国以略高于世界市场的价格，大量向中国收购白银，总计达到一亿多美元。利用美元这一硬通货，中国政府购买了价值近5000万美元的军需物资。

可是，这都还不等于他们会马上起而干涉，因为那可能要流血，流的还可能是他们美国大兵的血。

参加会议的美国代表是戴维斯，中国代表顾维钧向戴维斯提出，美国为什么不制裁一下这个无法无天的日本，你们不是说要“防疫隔离”的吗？

戴维斯很为难，想了一会儿，说我们别的也做不了，要不，来个不买日本货吧，算是意思一下。

让顾维钧和戴维斯都没想到的是，连这个请示电文也遭到了美国国务卿赫尔的否决。消息被媒体披露后，国会都炸开了锅，议员们纷纷跳着脚骂戴维斯愚蠢，报纸上更是把戴维斯列为“不合格代表”，认为这哥们儿光想着别人，不顾自己国家利益，因而发出了召回戴维斯的呼声。

中国跟日本打架，与我们有何相干，凭什么要大家不买日本货，若是真的把日本惹恼了，反过来跟我们打怎么办？

归根结底，美国人是同情中国的，甚至也佩服你，愿意帮助你，可如果要他们现在就为此承担战争的风险，那你未免想得太多了。

英国代表艾登自己当局外人，还“好心”地劝告戴维斯，说你们美国要是没胆的话，就别管这类闲事了。

知道吗，这个世上，制裁有两种，一种有效的，一种无效的。无效的，只会惹怒对方而没有任何用处（比如不买日本货），而有效的呢，就必须冒战争的风险（例如爆发美日战争）。

你有没有胆？

戴维斯承认自己无胆，于是无可奈何地答复顾维钧：算了，国联都制裁不了日本，你也别奢望“九国公约”能制裁了。

绝望之中的顾维钧看到了苏联代表，忽然灵机一动，赶快俯耳上去：你们苏联为什么不在外蒙或东北边境搞搞军事演习呢，这样也可以给小日本添加一点心理压力呀。

那时苏联已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但苏联代表大概都经过了肃反的考验，一个个训练得像他们的老大斯大林一样狡黠。这位苏联代表转而对顾维钧说，军事演习不是不可以，不过一定要有其他大国作为保证，即在苏联受到日本攻击时进行援助。否则的话，我们是不会冒这种惹毛日本的风险的。

这话说了等于没说。苏联代表指的这个大国，无疑是美国，可美国连不买日本货都不愿意，他怎么肯做此保证呢？

当然，也不能说中国从国联大会和“九国公约”会议上什么都没得到。最起码两个会议都谴责了日本，说明中日问题已经进入了国际化阶段，中国从此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

可是所有这一切都是今后有用，也只会在以后的漫长日子里才会显示出积极影响，对于彼时的中国来说，属于远水解不得近渴，一点忙都帮不上。

外国干涉失败了，暂时只能靠自己。

就在这时，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再次居中调停。

与上一次对德国人态度冷淡不同，这次蒋介石不得不认真考虑一下中日是否要进行直接谈判。

“九国公约”永远地“暂停”了下去，没有一个国家愿意为此惹上麻烦，关键问题是中国手上没了筹码，近阶段的战争毫无疑问是打输了，无论北方还是南方。

在这种情况下，直接谈判纵为下策，却并不是绝对不能接受。

虽然蒋介石已紧急发布迁都令，把政府迁至重庆，准备继续与日本人打下去，但周围气氛发生的显著变化，仍让他备感伤心和失望。

同是一个朝廷之上，几个月前，众人无不慷慨陈词，撸袖子的撸袖子，伸拳头的伸拳头，都嚷嚷着要好好地教训一下小日本，所谓“低调俱乐部”，不是公开场合随大溜，就是私底下成为被大伙讥笑的对象。

可是仅仅几个月之后，随着前方军事一再失利，高调已几乎完全被低调所湮没。那个“俱乐部”就不用说了，文臣之中，从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到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居正，都极度动摇，力主求和。

要说这些老派与文人组成的文官会胆小怯懦，倒也不是不可以预知的，问题是，现在就连武将也皆多“落魄望和”，甚至还有想投机取巧的。

获悉陶德曼有意调停，孔祥熙一下蹦起来，认为这是天赐良机，绝不可失，建议蒋介石赶快趁势“乘风转舵”。

蒋介石是船老大，眼看大副、二副乃至水手们都是这样一种情绪，心里也很不得劲儿。在了解到日方的“议和条件”与之前没有什么不同后，他表示谈是可以的，但日方条件绝不能作为最后通牒，而中方也不承认自己是战败者。

隐含的意思就是，你的条件我是否接受，还得具体看谈判结果。

他特地强调，不管怎么谈，华北主权绝对不容丧失，也就是必须取消“塘沽协定”。

在写给自己看的日记中，蒋介石记录下了其真实用意：“为缓兵计，亦不得不如此耳！”

无奈对方并不中计，说是要谈，然而日军进逼南京的步伐未有丝毫减慢，而对日本人习性逐渐了如指掌的蒋介石同样不敢有丝毫懈怠，虽然南京政府和大多数朝中要员早已迁至陪都重庆，但他本人一直亲自在南京部署防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