哼哈二将

在第10军登陆金山卫后,日本统帅部决定成立华中方面军,由松井石根兼任司令官,以统一指挥上海派遣军和第10军。

按照其原有计划,是“在上海打,在南京谈”,但无论松井石根还是柳川平助,作战区域都已大大超出上海及其近郊范围。

柳川平助,毕业于陆大24期“军刀组”,与土肥原、香月清司、谷寿夫是陆大同一期。

他最擅长的其实不是步兵,而是骑兵,由于一直指挥骑兵作战,所以对长途奔袭这一套特别来电。不过柳川的命不好,本来官当得好好的,却因为卷入帮派争夺而曾遭遇厄运。

当年日本陆军内部有两大对立派别,一为皇道派,一为统制派,两派经常争得你死我活。柳川和松井都属于皇道派,或被认为是皇道派,结果统制派得势后,就双双得到了被中途扫地出门,编入预备役的下场。

靠边站的日子不好过啊,柳川在以泪洗面的同时,天天幻想着有出头的一天。

淞沪会战打响,前线高级将领稀缺,柳川被重召上阵,他一蹦老高,杀人立功的心情比松井都来得迫切。

松井从太湖北岸进行正面追击,奔袭专家柳川就沿太湖南岸进行迂回绕击,中国军队撤退时的极度混乱很大程度上都是由第10军造成的。

在太湖北岸,尚有“东方马其诺”可以据守,太湖南岸则几乎无险可守,只有不惜代价地派援兵进行堵击。

11月11日,陈诚紧急调用百余辆卡车,将第二批广西桂军——第7军送至太湖南岸的吴兴战场。

第7军有“钢军”之称,他们以伤亡一半的代价,顽强阻击作为第10军主力的熊本师团,并坚持到11月24日,才因伤亡过重而不得不撤出吴兴,转而以川军接替。

如果说桂军第7军算一流选手,在陈诚走马换将之后,柳川也将熊本师团暂时撤下休整补充,以应付后面的更重要战事,替换上来的同样是二流选手——第18师团。

第18师团是新编师团,若论战斗力和凶悍程度,远不及熊本师团,可说句实在话,川军跟桂军也不在一个档次——哪怕是川军中的佼佼者。

与第18师团对阵的川军是唐式遵集团军。

刘湘出川抗战的两大集团军,北上参加娘子关战役的是邓锡侯,东调救急的则为唐式遵。

唐式遵是刘湘的嫡系,虽然所属人马也是单衣草鞋,但比之于邓锡侯部,不管武器装备还是实际战斗力,都要强上很多。

随着陈诚颁下军令,郭勋祺、刘兆藜双双杀出。

在川将之中,郭勋祺最为耀目,有川中第一名将之誉,成名之作为内战时期的土城战役。

那还是长征时期,毛泽东自遵义会议后再次执掌军权,第一件事就是想在土城打一场漂亮仗,以重振久败之后的红军士气。但是这一仗没能旗开得胜,原因之一就是遇到了郭勋祺这个猛张飞。

土城战役,中央红军主力尽出,却仍被郭勋祺突破阵地,直逼军委指挥部前沿。千钧一发之际,若不是我们的主席把干部团都拿出来拼,指挥部几乎不保。

是役,红军伤亡多达3000之众,而郭勋祺作战之猛,也使人们彻底改变了川军战力低下的印象。

在前往吴兴的路上,郭勋祺一直琢磨着怎样才能把出川以来的首仗给打好,他开始对陆续向南京转移的后撤部队感起了兴趣。

当然,这个兴趣点是有聚焦的,焦点所在,就是其中的一个炮兵团。

川军一门重炮都没有,想想看,要是咱手里也有大炮,该是怎样一种情形。

一打听,炮团的团长是四川人,跟郭勋祺手下的一个旅参谋长不仅是同乡同族,还是黄埔的同期同学,两人关系铁得很。

听说还有这么一层关系,郭勋祺赶紧拉炮团团长吃饭(自然只能是便餐了),并让这个旅参谋长在一旁猛敲边鼓,意思就是希望对方能留下来帮忙。

但是人家听后直摇头:我这个炮团奉令退保南京,军令如山,如果因留下耽误了布防时间,那是要吃不了兜着走的。

眼见对方起身要走,郭勋祺又歪嘴又挤眼,刘兆藜带着他的一干旅长们及时冒了出来,这些人里面,有的还跟炮团营长是结拜兄弟。见面之后,一把鼻涕一把泪,兄弟这就要有难了,你能见死不救,拍拍屁股扬长而去吗?

炮团营长坐着不动弹,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他的团长。

里应外合,内外夹攻,这么多人情扑上来,团长也招架不住了。

川人最重乡情,一跺脚,也罢,就让营长留下吧。

这里说的留下,可不是一直留下,那是要违反军纪的,只能留四天。至于为什么耽搁了四天,可以对上面解释为该营是后卫,反正只要炮团有人先到南京去报到就可以了。

经过联袂围攻,终于有一个炮营可以留下来了,大家喜不自胜,可是接下来却差点吵起了架。

那就是如何分蛋糕的问题。

刘兆藜说,要不是我拿兄弟感情去争取,事情差点就黄了,所以这个炮营应该归我。

刘兆藜一脸憧憬状,那样子,仿佛炮营的大炮已经在他的阵地上一字排开,咣咣地将日军炸飞了。

然而在郭勋祺看来,这场戏,他才是总导演,刘兆藜充其量不过是他请来的一个“托”,怎么到头来,好事还全归了“托”。

不行不行,你看看我的防守阵地,南面要防,东面要守,既要注意正面,又要留心湖上,能缺了炮兵吗,这个炮营还是归我比较妥当。

争来争去,刘兆藜始终不肯相让,哪怕三七开也不行,最后双方按五五分才得以成交,也就是把炮营拆开来,一边配两个炮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