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崇：为盛世奠基（上）（第2/2页）

结果当然是可想而知的。人们拜得越虔诚，蝗虫就繁殖得越厉害，最后大家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田中的农作物被蝗群吞噬殆尽。对此，各地官员心急如焚，却又束手无策。

姚崇闻报后，立即上奏玄宗，强烈建议派遣御史分赴各地，组织当地的官员和百姓捕杀蝗虫。可朝臣们多以为蝗虫数量太多，难以除尽，玄宗对此也是满怀疑虑。

姚崇坚持说：“如今蝗满山东（崤山以东），且繁殖速度极快，为历来所罕见。河南、河北百姓，储粮不多，倘若农田无收，必定流离失所，事关百姓存亡，社稷安危，切不可犹疑拖延。纵使除之不尽，犹胜养以成灾！臣知陛下有好生恶杀之德，故此事无须陛下颁布诏书，只须臣下发牒文，督促各地灭蝗。若仍除之不尽，请陛下将臣的官职爵位全部削除！”

这就叫“有功归于上，有过归于己”。

这是一种为官的智慧，也是一种做人的勇气和担当。

既然姚崇都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玄宗当然没有理由再表示反对。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平日里唯唯诺诺，对姚崇惟命是从的宰相卢怀慎却站了出来，再次反驳说：“蝗是天灾，岂能以人事对治？外间舆论均以为此法不妥，况且杀虫太多，有伤天地和气。此事尚可商榷，请公三思。”

姚崇厉声应道：“奈何不忍于蝗而忍人之饥死乎？若使杀蝗有祸，崇请当之！”（《资治通鉴》卷二一一）此言一出，卢怀慎哑口无言，满朝文武也顿时噤声，于是此议遂定。

随后，姚崇立即行动起来，一边发文，一边派遣御史分赴各地。他还在牒文中提出了灭蝗的具体办法：根据蝗虫夜间趋火的特点，“夜中设火，火边掘坑，且焚且瘗（yì，掩埋），除之可尽”。（《旧唐书·姚崇传》）

为了提高百姓灭蝗的积极性，姚崇还采取了特殊的赈灾办法，将赈粮数量与灭蝗数量挂钩，“采一石者，与一石粟；一斗，粟亦如之”。（《朝野佥载》）

采取了上述措施后，一度肆虐的蝗灾得到了较为有力的控制。“是岁，田收有获，民不甚饥”。（《旧唐书·玄宗本纪》）

开元四年（公元716年）春夏之交，蝗灾再次爆发。姚崇按照去年的经验，任命一批御史为“驱蝗使”，分赴各地组织灭蝗。不料，前往汴州（今河南开封市）的御史却遭到了当地刺史倪若水的强烈抵制。即便已经有了去年收效甚著的灭蝗事实，可倪若水还是死抱着旧观念不放，一再声称：“蝗乃天灾，非人力所及，宜修德以禳之。”（《资治通鉴》卷二一一）拒不执行朝廷的命令。

姚崇勃然大怒，当即发文予以驳斥：“古之良守，蝗虫避境。若其修德可免，彼岂无德致然？”这句话的大意是：古代有德的地方长官，蝗虫不入其境，如果说他是靠修德才免灾的，那你倪若水岂不是因无德才导致蝗灾？

姚崇此言，可谓典型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倪若水接到牒文后，目瞪口呆，半晌无语，最后只好老老实实地按照姚崇的“焚瘗之法”组织力量灭蝗，结果很快就“获蝗一十四万石，投汴渠流下者不可胜纪”。（《旧唐书·姚崇传》）

与此同时，玄宗还颁布诏书，命各地“驱蝗使”严格审查州县官吏在捕蝗方面的成绩，并予以公布，以此作为政绩考核的主要标准之一。

有了姚崇极力推行的灭蝗举措，加上玄宗的支持，灾情总算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解，“由是连岁蝗灾，不至大饥”。（《资治通鉴》卷二一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