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危受命：郭子仪和李光弼（第2/3页）

安史之乱改写了很多人的命运，比如高仙芝、封常清，还比如稍后的哥舒翰、杨国忠、杨贵妃，以及玄宗李隆基等等……然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被改得一塌糊涂、惨不忍睹；而由原本的默默无闻、普普通通被最终改得名扬天下、光芒万丈的人物，恐怕就非郭子仪莫属了。也许，这就是所谓的时势造英雄。

当然，前提是你必须有成为英雄的潜质，否则时代的汹涌大潮一扑过来，非但不能造就你，反而有可能一口吞噬你。

其实，每当巨变的时代大潮来临，被吞噬的苍生千千万万，而被造就的英雄往往只有一个两个。能成为英雄的人，首先要看上苍是否点选了你，其次要看你是否已经作好了充分的准备。闽南语歌曲中有一句经典歌词，叫做“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其实在我看来，“天定”和“打拼”应该五五开，无论哪一方面弱一些，都有可能导致一个英雄的夭折。

而在郭子仪身上，运气和能力似乎被分配得极为均衡、恰到好处，所以他才能在危急存亡之秋脱颖而出，成长为一个千古流芳的英雄人物，并且还能在日后不被当权者兔死狗烹，把令人艳羡的权力、地位、名望、富贵保持了整整一生，甚至还能泽被后人，惠及子孙。

放眼古今，这样的成功实属绝无仅有。

因此，后世有人把郭子仪称为“福禄寿考，千古一人”，实非过誉之词。

天宝十四年十一月，就在安史之乱拉开帷幕的时候，郭子仪的辉煌人生也随之同步开场了。由于当时的朔方节度使安思顺是安禄山的堂兄弟，玄宗自然是极不放心，所以第一时间就把安思顺召回了朝廷，转任户部尚书，同时擢升右兵马使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兼卫尉卿、灵武（今宁夏灵武市）太守，命他率部进入河东战场。

这一年，郭子仪已经五十九岁。

安禄山亲率大军南下的同时，命他的党羽、大同军使高秀岩自驻地（今山西朔州市东）出兵，攻击振武军（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以此开辟第二战场，一方面牵制朔方与河东的唐军，一方面自北而南威胁关中。可是，高秀岩刚一出兵就遭到了郭子仪的迎头痛击，不得不缩回老巢，另派部将薛忠义进攻静边军（今山西右玉县）。郭子仪闻报，立刻命左兵马使李光弼、部将仆固怀恩等人率部截击，大破薛忠义军，斩杀叛军骑兵七千人。随后，朔方军又乘胜进围云中（今山西大同市）、克复马邑（今山西朔州市），并打通了一度被叛军控制的战略要地东陉关（今山西代县东）。

朔方军在河东连战连捷，重挫叛军兵锋，使郭子仪一跃而为朝野上下最为瞩目的将帅。玄宗立刻论功行赏，加封郭子仪为御史大夫。

就在河东战场捷报频传的时候，常山被史思明攻陷，河北告急，玄宗不得不命郭子仪解除云中之围，主力暂返朔方休整、补充兵员，准备南下克复东京，同时让他推荐一名优秀将领，并拨出一部分兵力，令其从井陉关东进，火速驰援饶阳，挽回河北局势。

郭子仪向玄宗推荐的这个人选，就是日后平定安史之乱的二号功臣——李光弼。

李光弼，契丹人，生于中宗景龙二年（公元708年），祖辈是契丹酋长，祖籍营州柳城（今辽宁朝阳市），算起来和安禄山、史思明还是老乡。李光弼的父亲是李楷洛，官至朔方节度副使，封蓟国公，以骁勇果敢闻名军中。

都说虎父无犬子，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之下，李光弼从小就“善骑射，能读班氏《汉书》”，年纪轻轻就进入了军界，而且起点颇高，“少从戎，严毅有大略，起家左卫郎”。（《旧唐书·李光弼传》）

天宝初年，三十出头的李光弼已经官至朔方都虞候。天宝五年（公元746年），河西节度使王忠嗣对李光弼非常赏识，遂将其纳入麾下，拔擢为河西兵马使。当时，王忠嗣逢人便说：“李光弼这个年轻人，将来必能坐上我的职位。”由于王忠嗣的青睐，加上李光弼本人确实有才，所以他很快就在河西军中声名鹊起，“边上称为名将”。

天宝八年（公元749年），李光弼又升任河西节度副使，封蓟郡公。成为河西二把手的这一年，李光弼才刚刚四十出头，而大他十余岁的郭子仪此时还只是一个不为人知的横塞军使。换言之，截至天宝中期，李光弼的官职、爵位、名望，其实都已经远在郭子仪之上。如果说郭子仪是大器晚成的典型，那么李光弼则无疑是少年得志的代表。

然而，谁也没有料到，就是这个被所有人都非常看好的后起之秀，几年后却突然辞官归隐，一下子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以至让李光弼亲手毁掉了自己的大好前程呢？

原因说起来很简单，但又很令人费解。

那是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朔方节度使安思顺爱李光弼之才，遂奏请朝廷，任他为朔方节度副使、知留后事。安思顺这么做，显然是把李光弼当成了自己的接班人。如果不出什么意外，几年后李光弼就能顺理成章地继任节度使，成为帝国的封疆大吏。

可意外还是出现了。因为安思顺太欣赏李光弼，所以在提拔他的同时还附带了一个条件，就是想招他做女婿。按理说这本来是好事，当时安禄山还是玄宗的头号宠臣，安思顺自然也跟着沾光，所以，能成为安思顺的乘龙快婿，这对李光弼日后的仕途发展绝对是有好处的。

但是，李光弼却一口拒绝了。

他不但一口拒绝，而且干脆把安思顺给他的官也一块辞了。

史书没有解释李光弼作出如此反常举动的原因，可我们不妨作一些推测。当时，李光弼肯定早有妻室，而安思顺则肯定不希望自己的女儿嫁过去做小，所以，他很可能是希望李光弼把原配夫人休掉，再让女儿嫁过去当正室。

如果我们的推测成立，那么这桩婚事对李光弼来讲就不是什么让人愉快的事情了。也就是说，他必须作出选择——要么舍弃结发妻子，拥抱大好前程；要么舍弃高官厚禄的诱惑，坚守自己的道德底线。

李光弼最终选择了后者。

这似乎可以说明，在李光弼心目中，道德伦常的分量要比功名利禄重得多。《旧唐书·李光弼传》中有一个容易被人忽略的细节，或许可以为我们的上述推测作一个旁证。该传有一句话说：“（光弼）丁父忧，终丧不入妻室。”也就是说，李光弼在为父亲守丧期间，严格遵守当时的礼制约束和道德规范，始终没有和自己的妻子同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