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将之死：为帝国的不幸买单（第2/3页）

封常清怀着满腔的抑郁和失落，黯然折回了潼关。

走到这一步，封常清其实已经预感到了末日的降临。

于是他铺开一纸素笺，挥毫写下了一生中的最后一道奏表，也就是他的遗书。

在这份遗书中，封常清字字泣血、声声哽咽地抒发了他壮志难酬的激愤之情，同时也慷慨淋漓地展现了他对家国社稷的忠诚与忧思。

众所周知，封常清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儒将，尽管他这份遗表在历史上并不著名，但我们还是愿意将其节录于此。因为，通过这篇自表心志的绝笔，我们足以窥见封常清的磊落襟怀，也足以领略他的文学才华：

臣自城陷已来，前后三度遣使奉表，具述赤心，竟不蒙引对。臣之此来，非求苟活，实欲陈社稷之计，破虎狼之谋。冀拜首阙庭，吐心陛下，论逆胡之兵势，陈讨捍之别谋。酬万死之恩，以报一生之宠。岂料长安日远，谒见无由；函谷关遥，陈情不暇！

……昨者与羯胡接战，自今月七日交兵，至于十三日不已。臣所将之兵，皆是乌合之徒，素未训习。率周南市人之众，当渔阳突骑之师，尚犹杀敌塞路，血流满野。臣欲挺身刃下，死节军前，恐长逆胡之威，以挫王师之势。是以驰御就日，将命归天。一期陛下斩臣于都市之下，以诫诸将；二期陛下问臣以逆贼之势，将诫诸军；三期陛下知臣非惜死之徒，许臣竭露。臣今将死抗表，陛下或以臣失律之后，诳妄为辞；陛下或以臣欲尽所忠，肝胆见察。臣死之后，望陛下不轻此贼，无忘臣言，则冀社稷复安，逆胡败覆，臣之所愿毕矣。仰天饮鸩，向日封章，即为尸谏之臣，死作圣朝之鬼。若使殁而有知，必结草军前，回风阵上，引王师之旗鼓，平寇贼之戈鋋。生死酬恩，不任感激，臣常清无任永辞圣代悲恋之至！（《旧唐书·封常清传》）

封常清死了，接下来自然就轮到高仙芝了。

边令诚对高仙芝还是有几分忌惮的，所以前去宣敕的时候，特意带上了一百多名陌刀手，一副紧张兮兮、如临大敌的模样。

高仙芝跪地听宣后，和封常清一样，立刻被绑赴刑场。

到了刑场，看到封常清的尸身被随便裹了一张草席扔在那里，高仙芝顿时悲从中来，大声说：“我遇敌而退，死则宜矣。今上戴天，下履地，谓我盗减粮赐，则诬也！”（《资治通鉴》卷二一七）

我遇敌而退，固然应该以死谢罪。可今日上戴青天，下履黄土，说我克扣粮饷和朝廷赐物，则是赤裸裸的诬蔑！

当时，边令诚故意把将士们全部召集到刑场周围，让他们现场观刑，企图以此震慑三军。高仙芝面对将士们大喊：“我在京城招募了你们，虽然朝廷分发了一些物品，可事实上连起码的作战装备都不能凑足，本来打算与诸君一道破贼立功，博取朝廷高官重赏，不料敌人太过猖獗，只好引兵固守潼关。我如果真有克扣粮饷和赐物的行径，诸君就大胆揭发；可要是我没有这么做，诸君当替我喊冤！”

高仙芝话音刚落，将士们便不约而同地大呼冤枉，其声如雷，在整个潼关久久回荡。然而，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既然边令诚手中握着天子亲自颁发的斩决令，任凭三军将士喊破喉咙，也挽救不了高仙芝的性命。最后的时刻，高仙芝对着封常清的尸体说：“封二，子从微至著，我则引拔子为我判官，俄又代我为节度使，今日又与子同死于此，岂命也夫！”（《旧唐书·封常清传》）

说完这句话，刽子手的鬼头刀便已高高扬起。

而后，高仙芝双目圆睁的头颅便飞离身躯，滚落到了封常清早已冰凉的尸体旁。

其实，从安禄山悍然发动叛乱的那一刻起，像高仙芝和封常清这样的悲剧就已经注定了。因为，在盛世迷梦中浸淫日久的玄宗君臣和帝国军民，根本不具备丝毫的抗风险和抗挫折能力。所以，当盛世的美丽面纱被安禄山剥落殆尽，乍然露出苍白虚胖、萎靡孱弱的真实面目时，当歌舞升平、繁华富庶的太平图景被生灵涂炭、山河破碎的惨象彻底取代时，惊骇万分、恼羞成怒的唐玄宗就必然要抓几个人来背这口既难堪又沉重的历史黑锅。

换言之，总有人要为此付出代价，总有人要为帝国的不幸买单！

高仙芝和封常清确实是时运不济。因为他们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作出了一个在政治上极为错误的选择，所以注定要成为牺牲品。

然而，要为帝国买单的人绝不仅仅只是高仙芝和封常清。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曾经飞扬跋扈的杨国忠，曾经“三千宠爱在一身”的杨贵妃，都将作为这场历史性灾难的牺牲品，与盛世唐朝一同埋葬。同时被埋葬的，还有唐玄宗李隆基引以为豪的帝王伟业，以及刻骨铭心的绝世爱情。

当然，最先步高仙芝和封常清之后尘的人还不是他们，而是另一个帝国名将——哥舒翰。

自从天宝八年（公元749年）成功夺取石堡城后，哥舒翰就成了帝国最知名的将领之一，并日益受到玄宗的赏识和器重。战后，已担任陇右节度使的哥舒翰旋即加封为特进、鸿胪员外卿，加摄御史大夫，并赐一子五品官，赐绸缎千匹，田庄、豪宅各一所；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又加封开府仪同三司；十二年（公元753年），进封凉国公，实封食邑三百户，并兼任河西节度使，不久又晋爵西平郡王；十三年（公元754年），加拜太子太保，又加食邑三百户，与前共计六百户。

毫无疑问，如果没有后来的安史之乱，哥舒翰必将躺在他那辉煌的功劳簿上，度过逍遥自在、荣华富贵的一生。

然而，命运之神有时候是很小心眼的。她如果给了一个人太多东西，就必然要从他那里夺走另外一些东西。

安史之乱爆发前，哥舒翰最先被夺走的东西是健康。

跟出身孤寒、刻苦自律的封常清恰好相反，哥舒翰从小就是个衣食无忧的纨绔子弟，由于父亲给他留下了一笔可观的财产，所以哥舒翰前半生从不为钱发愁。直到四十岁以后，老本全都吃光了，哥舒翰才在穷困潦倒、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愤然从军，没想到一不留神就成了名将。

功成名就之后，哥舒翰的纨绔习气又暴露无遗，“好饮酒，颇恣声色”（《旧唐书·哥舒翰传》），结果很快就把身体搞垮了。天宝十三年，哥舒翰突然中风，昏死了好久才苏醒过来。此后他便回到长安，一边寻医问药，一边安心静养，虽然头上挂着河西、陇右节度使的头衔，但实际上已经不再过问边务，而是“废疾于家”，在京师当起了寓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