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弼的手段(第2/2页)

乾元二年(公元759年)九月,经过六个月的养精蓄锐之后,史思明终于点燃了南征的战火。

史思明命少子史朝清镇守范阳,然后兵分四路:一路由将军令狐彰从黎阳(今河南浚县)出发,进攻滑州(今河南滑县);他本人亲率一路出濮阳(今河南濮阳市),史朝义率一路出白皋(今河南滑县北),周挚率一路出胡良(今河南浚县东),分别渡过黄河,从三个方向围攻汴州(今河南开封)。

十几万范阳铁骑掀起漫天黄尘,在惊天动地的战鼓声中汹涌南下。

一切就跟四年前的那一幕如出一辙。

唯一的区别只是——当初的主角是安禄山,如今的主角是史思明。

此时,李光弼正在黄河南岸巡察防务,得到燕军大举南下的战报后,立即赶赴汴州,对驻守汴州的守将许叔冀说:“你只要坚守十五天,我一定发兵来救。”

这个许叔冀,就是当初龟缩在江淮拒不援救睢阳的那个家伙。别说坚持十五天,就算让他坚持三天恐怕都办不到。当然,许叔冀是不敢对李光弼这么说的。他当场猛拍胸脯,对李光弼赌咒发誓,说自己无论如何也要与城池共存亡。

但是,后来的结果可想而知。史思明大军一到,这个缩头乌龟很快就败了,旋即毫不犹豫地举城而降。史思明马上任命许叔冀为中书令,命他仍旧镇守汴州,随即乘胜西进,兵锋直指郑州和洛阳。

李光弼意识到洛阳无险可守,便与东京留守韦陟商议说:“史思明乘胜而来,兵锋甚锐,我军利于坚守,不利于速战,洛阳易攻难守,韦公有何良策?”

韦陟听出来了,李光弼的意思是想暂时放弃东京,只是身为军队统帅,这种话不方便说,只能由他这个东京留守来说。尽管韦陟很不情愿放弃洛阳,可他也很清楚,从战略上来讲,李光弼的想法是正确的。

韦陟随后提议,大军撤出东京,分一部驻守陕郡,主力则退入潼关固守。

李光弼听完后淡淡一笑,摆摆手说:“暂时撤退肯定是必要的,但也不能退得太深。倘若无故弃守五百里地,敌人的气焰势必更加嚣张。而今之计,不如退守河阳,跟北方的泽潞战区遥相呼应,形势有利则主动进攻,形势不利则依险固守,让史思明不能向西前进半步。韦公啊,要论政治上的事情,我不如你;可在军事方面,你不如我啊。”

其实,李光弼这话未免太谦虚了。

他这个“撤离东京、退守河阳”的战略,恰恰是把军事和政治两方面都兼顾到了。我们都还记得,当初高仙芝和封常清之所以掉了脑袋,就是因为只单纯考虑军事,从洛阳一下子退到潼关,“无故弃守五百里”,丝毫没有顾及到这么做在政治上犯下了多么严重的错误。假如李光弼没有汲取前车之鉴,势必重蹈高、封二人的覆辙。

李光弼说完后,韦陟没有反驳,但另一个将领却提出了质疑:“洛阳是帝京,岂能如此轻易就放弃了?”

李光弼用眼角的余光扫了他一眼,说:“若要守洛阳,则汜水、崿岭(今河南登封县南)、龙门(今河南洛阳市南)等要害之处皆应派重兵布防,你身为将军,你倒是说说看,依目前的形势该怎么守?”

那人眨巴了半天眼睛,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李光弼随即发布军令,命韦陟带着东京的所有文武官员及其家眷,即刻西行入关;命河南尹李若幽负责疏散百姓,出城避难;最后,李光弼又命将士把城中所有的重要物资全部运往河阳。

李光弼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要把洛阳变成一座空城。

洛阳军民有条不紊地撤离时,李光弼亲率五百名骑兵殿后。当时,史思明的前锋已经逼近洛阳东门的石桥。将士们请示李光弼该走北门还是走石桥,李光弼神色自若地说:石桥。

当天夜里,李光弼命全军燃起火把,保持着威严整肃的军容,缓缓向河阳方向行进。燕军的前锋部队在后面紧追不舍,却始终保持着一段距离,不敢迫近。最后,燕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唐军渡过黄河,从容进入河阳。

这一年九月二十七日,史思明兵不血刃地占领了东京洛阳。

然而,他得到的只是一座空城。

史思明也知道洛阳无险可守,便在白马寺附近扎营驻守,并在黄河南岸修筑了一座月城(半圆形的堡垒),与李光弼对峙。

冤家路窄。

这两个老对手又见面了。

史思明来势汹汹,志在必得,一心想速战速决。

而李光弼则气定神闲,坚守不出,准备跟史思明打一场持久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