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中之治：最后一抹辉煌（第2/3页）

有一天，宣宗再次秘召韦澳，问：“近日，外廷认为宦官的权势如何？”韦澳不敢正面回答，只是顾左右而言其他：“外廷都说，陛下威严决断，非前朝可比！”

宣宗一听，不无失望地闭上眼睛，说：“完全不对！事实上，朕对他们仍然心存畏惧，你说该怎么办？”

韦澳面露难色，小心地说：“如果跟外廷商议，恐怕又会重蹈太和年间之覆辙。臣以为，不如在宦官中选择才德兼备之人，与他们商议。”言下之意，就是以毒攻毒，起用后进宦官，对付当权宦官。

宣宗长叹一声，说：“这是下策！朕不是没有试过。从擢升那些后进宦官为黄衣（九品官服）开始，一直到绿衣（六七品）、红衣（四五品），他们都懂得感激皇恩，可一旦穿上紫衣（三品），他们马上就会和那些当权宦官抱成一团！”

知道这个韦澳难当大任，宣宗只好把目光转向宰相令狐綯。他希望令狐綯能拿出一个诛除宦官的计划，可让他大失所望的是——令狐綯的反应居然和韦澳如出一辙。

令狐綯呈上秘奏，说：“只要宦官犯罪的时候不要赦免，职务出缺的时候不要递补，日子一久，也就自然淘汰，终归于消灭了。”

宣宗拿到奏疏的时候，唯一的反应就是苦笑。

这不是废话吗？如果这么做就能让宦官“自生自灭”，那前几朝的天子和宰相，又何至于让宦官玩弄于股掌？

不过，宣宗也知道，太和末年的“甘露之变”，已经把满朝文武都吓成惊弓之鸟了。如今，不光是满朝文武，即便放眼天下，恐怕都找不出一个敢跟宦官较量的人。

剪除宦官的计划就此搁浅。终宣宗一朝，李忱再也没找到一个有勇有谋的大臣助他完成这个心愿。

不过，虽然宣宗没机会对付宦官，但是另一方面，宦官在宣宗李忱强大的威慑力面前，实际上也是颇为忌惮的——在整个大中时代的十三年里，宦官集团一直比较收敛，始终不敢兴风作浪，既没有干预朝政的胆量，也没有干预朝政的机会。

宣宗在位期间，除了以强硬手腕消灭党争，并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宦官的嚣张气焰之外，还有一项巨大的历史功绩也不可不提。

那就是河湟的收复。

自从“安史之乱”以来，河湟地区（甘肃及青海东部）已经在吐蕃人的手中沦陷了近一百年之久。玄宗之后的李唐天子们虽然不乏收复河湟的志向，但始终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因为藩镇之乱连年不绝，朝廷不得不屡屡用兵，加之朝政又被党争和阉祸搞得乌烟瘴气，使得李唐王朝自顾尚且不暇，更不可能腾出手去收复失地。

到了武宗会昌年间，形势开始发生逆转——吐蕃爆发了大规模内战，国内政局紊乱，人心离散。

而吐蕃开始走向衰亡的时候，正是宣宗李忱登上历史舞台的前夕。

上天似乎注定要把收复河湟的历史功绩送给他。

李忱即位后的大中三年二月，原本由吐蕃控制的秦州（今甘肃秦安县西北）、原州（今宁夏固县）、安乐州（今宁夏中宁县东北）以及石门、驿藏、制胜、石峡、木靖、木峡、六盘这“三州七关”，突然在一夜之间全部归降大唐。宣宗即刻诏命泾原、灵武、凤翔、邠宁、振武等地驻军出兵接应。到这一年七月底，唐朝军队全部进驻，三州七关正式收复。八月，三州民众一千多人扶老携幼来到长安朝见天子。宣宗李忱登延喜门接见。三州父老欢呼雀跃，立刻脱下胡服，换上唐装。围观军民欢声雷动。

本来，三州七关的收复就已经够让大唐臣民出乎意料了，可他们绝对不敢想象，短短两年后，所有河湟失地竟然会被一个叫张义潮的人一一收复，并且全部回归大唐帝国的怀抱。

张义潮本是沙州（今甘肃敦煌市）的一个平民，但却怀有一腔报国的激情和热血。早在吐蕃爆发内乱之时，他便结交了一批豪杰义士，一直在暗中计划起义。不久，沙州的吐蕃守军果然因内乱而军心涣散，张义潮觉得时机成熟，遂发动起义。城内的汉人纷纷响应，吐蕃守将弃城而逃。沙州就此光复。

大中五年（公元851年）二月，张义潮派出的使者历经艰险，将沙州光复的消息送到了唐朝的天德军驻地（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东北）。同月十九日，捷报递至长安。宣宗李忱大喜，即日下诏，任命张义潮为沙州防御使。

随后，张义潮开始招募军队，训练士卒，并主动出击吐蕃。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张义潮便以所向披靡之势，先后收复了瓜州（今甘肃安西县）、伊州（今新疆哈密市）、西州（今新疆吐番市东）、甘州（今甘肃张掖市）、肃州（今甘肃酒泉市）、兰州（今甘肃兰州市）、鄯州（今青海乐都县）、河州（今甘肃临夏市）、岷州（今甘肃岷县）、廓州（今青海化隆县）。大中五年十月末，张义潮让他的哥哥张义泽奉上十一州（包括沙州）的地图和簿籍入朝觐见。

十一月，宣宗下诏，在沙州设置归义军，任命张义潮为归义节度使兼十一州观察使。

至此，沦陷了一百年的河湟失地终于全部光复，回归大唐版图。

不可否认，百年失地的收复并不是宣宗的武功，而是一时的机运。如果说消灭党争、遏制宦官和整顿吏治的确是出于宣宗的个人努力的话，那么“收复河湟”无疑是上天给予他的一份出人意料的馈赠。

但不管怎么说，已经在内忧外患的灰暗历史中艰难行进了一百年的大唐帝国，毕竟还是在宣宗李忱的手里闪耀出了一抹辉煌。

就连一直以来作为帝国心腹之患的跋扈藩镇，在宣宗一朝也显得相对平静，没有再掀起太大的波澜。其中的客观因素，固然是武宗一朝强力平藩打下的基础，而主观原因，则是宣宗在藩镇事务上采取了灵活而务实的政策，既非力主征伐，亦非任意姑息，而是根据具体情况决定应对的策略，所以避免了像前几朝那样大规模的战争和动乱。

对于势力强大而且割据已久的河北藩镇，宣宗基本上是让它们保持现状，默认它们在这一个世纪以来所享有的特权。比如大中九年（公元855年）正月，成德节度使王元逵卒，军队拥立他的儿子、节度副使王绍鼎为留后，宣宗就没有予以干预，而是承认了他，并且几个月后便任其为节度使。到了大中十一年（公元857年）八月，沉迷酒色的王绍鼎暴亡，军队再度拥立他的弟弟王绍懿，宣宗也照例予以承认。

但是，对于那些一直处于朝廷有效控制范围内的藩镇，宣宗就毫不手软了。凡有藩镇爆发兵变，或是节度使不称职，宣宗的反应都相当迅速，而且手段非常强硬。